袁伟时（罗岗人）：故乡的中国式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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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百年大变，处处、人人都留下变迁的印记。近年与故乡接触较多，心弦一再被触动：这不就是中国变迁的侧影吗？
永远的记忆

离乡别井65年了。家乡不但给了我永世不变的乡音，也留下一些无法磨灭的记忆。

我1931年末来到世间。按照当时的称谓，出生地是广东省兴梅专区兴宁县罗岗区。那时，汕头和周边各县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兴宁成了粤东的政治经济中心。兴梅专员公署设在这里，管辖兴宁、梅县、平远、蕉岭、五华等县。经济畸形繁荣，与韶关和江西来往频繁，纸醉金迷，商业很发达；纺织和酿酒、造纸、制笔墨等手工业也颇为兴盛。它又是军事中心，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就设在兴宁县城郊神光山下。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挂帅，兴宁和梅县的地位倒过来了。叶帅的故乡是梅县，梅县就跑到前面去了。即使在梅县，原来公认梅州中学比东山中学办得好，但东中是叶帅的母校，各方大力扶持，自然把梅中抛在后面。地区招牌变换几次，现在叫梅州市，兴宁归其管辖。兴宁长期叫县，几年前也改称市。罗岗则过去叫区，现在叫镇。政治变幻改不了百姓的习惯，依然称为兴宁罗岗。

罗岗是兴宁北部的山区，隔几十里地，就是江西南边的寻乌。

以我家所在的蕉坑村来说，它在区政府所在地罗岗圩旁边，但开门见山，举目是山。山，永远是那么翠绿。笔直高大的杉树，无边无际的松涛，漫山遍野的鲁箕，还有一片一片的油茶、柚子和杜鹃。坐在家里就能听到雉鸡飞鸣；要是正在念高中的蕉村叔在家，往往立即拿起猎枪赶去，我则跟在后面去捡猎物。从大人口中常常听见哪里有老虎、豹子露面；后生们不时上山打野猪、黄猄，常常可以吃到他们的战利品。有一年我还看过一帮人在罗岗圩尾河旁劏老虎，腥味四溢，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围观这难得一见的盛事。家乡人相信戴上项圈，鬼神摄不走孩子的灵魂。我小时候有一个银项圈，上面挂着各有寓意的小物件，其中就有一颗虎牙。

这些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山林茂密！蕉坑村有一个地方叫崩岗湾里，显然是山体滑坡的遗痕，我记事时，那里已长满密密麻麻高大的松树、杉树，遍地鲁箕。各间围龙屋或四角楼后面肯定有一片或大或小的风水林。动风水树，神人共愤，没有人敢轻易尝试。

最迷人的是水！弯弯曲曲的罗岗河，一二十米的河面，两岸是连绵的翠竹、芦苇和赤孽花。水车、水碓、陂头点缀其间。蕉坑村前面的罗岗河有两条水陂（水坝），最大的是柳树陂。水陂是用松树为骨干，再用鲁箕草和砂石塞住空隙。松树不怕水，越浸越硬，这样的水坝容易修筑，却不易冲垮。陂头上弯弯曲曲的河道既宽又深，实际是颇具规模的水库。附近的农田因此可以自流灌溉，收成很稳定。只有大旱年景，才用得着脚踏或手摇的水车。陂头的小瀑布下是小水潭，夏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到那边去玩水，一片欢声笑语。

白天，不时有木排、竹排越过陂头，顺流直下，可以到达兴宁县城。罗岗圩屹立在河边，一边是街道，另一边是竖满杉树、绿竹的约十间做竹木生意的树园。每间周边是木片钉出来的樊篱，与河边的柳树相映成趣。

粗壮的麻石嵌出来的坝尾桥，有个突出的桥墩，我喜爱坐在那里发呆，仰望蓝天远山，俯观清流激浪。去白水寨外婆家，或者学校带我们到雷公岬远足，都可以看到飞流直下的瀑布。此外，去深不见底的柳树陂钓鱼，运气好可以钓到一斤左右的大鱼；有时背着小鱼篓跟着蕉村叔去河里打渔，背回来一两斤鱼并非难事。

1991年，阔别44年后第一次回乡，蕉坑村一带的罗岗河成了小溪，罗岗圩旁边的河面漂浮着各色垃圾，几乎成为臭水沟！长排岗上的杉树只有碗口大小。处处都记下历史的深沉和艰辛。

什么时候柳树陂消失，罗岗河成了小溪？集体化后几经折腾，各地林木遭殃，水流慢慢减少，木排、竹排消失。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官员提出要“去弯取直”，增加耕地，改善灌溉。用心良好，辛劳苦干，增加了十多亩耕地，但改变了原有生态，罗岗河成了一条小溪，估计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原来的宽广、幽美的状态了。不能怪那些组织“会战”的农村干部，在计划经济笼罩下，他们肩负保障农民生活的重任，当时高官尚且不知环境保护为何物，何况日夜奋战在基层的干部！他们真心相信集体化——公社化——学大寨是康庄大道，有谁知道后果如此严重！

至于长排岗上的树木，二十多年来，我多次回乡看到，总是那么稀疏，好像永远长不大。我好奇地询问，承亲友们告知：尽管山地的产权划分到户了，但每户只有一亩左右，那棵树长到差不多了，老是被人偷去，大家就懒得经营了。记得“文革”期间在干校，我奉命帮助周边生产队，也累见好端端的树，没几天准被人斩掉，只剩下树根。集体财产，不要白不要，不是你偷就是我斩！没想到几十年后，流风余韵依然难于消除。

在农耕时代徘徊

20世纪上半叶，美好的自然环境，没有带给罗岗人富裕的生活。

经济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农历2、5、8圩日，周围几十里的乡民挑着各种各样的产品来赴圩，满街都是人。

乡民的产品和千年前没有什么差别：猪、牛、鸡、鸭、糕点、米粉、凉粉、竹木器具、各种粮食，还有松香，等等。

唯一算得上现代工业的，是远房堂兄袁伟良办的发电兼碾米的工厂。走近罗岗圩就能听到机器的响声。后来，家父俊森也在圩尾办了一间同样的厂。货物主要靠肩挑和独轮手推车（鸡公车）。人到哪里都靠两只脚。善述围号称富裕，十几家人只有两辆自行车。绝大部分村庄则根本没有。坐轿的也一年难见一回。除了猪要两个人扛，柴、粮食、竹子、木材……都靠肩挑。逢圩日，公路上连绵不断的是人肩上绑成的三角架的竹子或杉树。平日，头上绑着水布，肩挑盐箩的江西老俵，十来人一队排成单行，步伐明快、整齐，北上罗浮回赣南。汽车主要用于货运，没有专门的客车，货车司机后面有一列“二隔”可以挤上四五个人。公路已经通到罗浮，但到那里的汽车很少。汽车主要往县城方向开，由于路段垄断，罗岗的车通常开到合水，再转车到龙田或兴宁县城。家父就办了一家汽车运输公司，有三四部货车行走罗岗-合水线。

在熙熙攘攘的店面中，困苦随处可见。那时家父在街上开了一间南华号杂货铺，卖油盐米醋糕点之类。经常有农民拿着几个铜板，来买一勺即1%升米！当时量米筒最小的是合（十分之一升），伙计只能随手拿一把米放入一个圆锥形的纸角中给他。站在旁边的我，内心为之一缩；这一勺米，煮粥也是很稀啊！他们显然以吃番薯等杂粮为主，白粥、米饭难得一见。

与薄弱的经济相匹配的是卫生和医疗条件很差。农村喝井水，罗岗圩乃至兴宁县城都是到河里挑水吃，挑回来后倒进缸里，拿起一根底部开个洞放着明矾的竹竿，在水缸里搅几下，让杂质沉淀。

当时农村最流行的疾病是疥疮、痢疾、疟疾、肺结核。那时还没有链霉素，染上后者，几乎必死无疑。我有两个堂哥就死于肺结核。当时整个家族约100人，算是比较富裕的，比例居然高达2%。儿童的死亡率很高，我有两个弟弟夭折，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当时有句骂人的话：粪箕撅的！夭折的孩子连棺材都没有，放进粪箕中，拿到山岗上随便找个地方埋了，将粪箕也撅在上面，旁边放着碗筷，让小阴魂找饭吃吧。小孩拉屎拉出一条长长的蛔虫，几乎是人人都有的经历。

街上有几间中药铺，有中医坐堂或出诊。中医穿中装，手上拿着一把折扇，来回都安步当車，显得特别斯文。到我家出诊，开完药方后，蕉青叔送上诊金，他必然摇摇右手，表示不要给啦，左手却接过来，慢慢离去。儿时感到很奇怪，想笑又不敢笑。现在看来，这就是“儒医”范，也是好些儒者的自然风范吧。有两间卖西药的，醒群大药房和耀明药房。老板彭醒群和陈耀明行医兼卖药。他们是另一种派头，头戴当时流行的“通帽”（越南至今仍挺时髦），脚蹬自行车，行动迅速。开得最多的药是阿司匹林和大健皇（奎宁丸）。给孩子印象最深的是“鹧鸪菜”（驱蛔灵），味道不错。此外，民间也施药。我祖母的痢疾药就很有名，周围几十里都有人来要。据蕉美满姑回忆，她经常随祖母入山采药；主药是五指草，配上萝网藤、乌脚鲁箕、凤尾草；晒干后，磨成粉，按一般煎中药的方法煎食。祖母的储藏室中有两个很大的缸，下放石灰，一个上面放着一包包的药，另一个放着令我们嘴馋的糖果等食物，都用缸盖盖好，可以保存很久。

罗岗墟上一间旧祠堂里有家政府办的卫生院，唯一印象是他们的护士到二中（罗岗中学）给我们打过一次防疫针。

最旺的要算卖布兼缝衣的布匹店，其中铺面最宽的是维新社。做件新衣服，对哪一家都是大事。妇女们经常的劳作是一针一针纳鞋底，做布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广州等地出产的胶鞋才在鹏兴隆等商铺中出售。有两处卖鸦片的，门口贴着“谈话处”几个大字，透过门帘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躺着吸鸦片的人。还有分散在农村各处卖鸦片的。蕉坑村公路旁的玉树山房的裕牯，就卖凉粉兼卖鸦片。但抽大烟的人比例很低，整个蕉坑村不下四五百人，恐怕连1%都不到。赌博、卖淫亦稀少。

60多年过去了，家乡依然停留在农耕时代。2010年，罗岗镇71853人，非农业人口仅5128人。不过，农业人口真正留在家乡的不多，到外地打工或经商的估计有一半。这一年财政收入512万。镇上的干部，每月工资两千多。

若思

我尊敬他，伟大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