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少年的甜酸苦辣 —— 永中三年求学的刻骨铭心

若思

赤脚少年的甜酸苦辣
             —— 永中三年求学的刻骨铭心

     我1957年秋考上永和中学初中部，而且是很艰难考上的。为什么呢？那年永中一级才招四个班，单我就读的大成小学便是两个大满班毕业；何况，永和镇还有其他大间小间学校呢！应当说，考得上永中便幸运。事实也是，我小学时的一些尖子生，因考试临场发挥不好，便未考上，只能读社办的侨中、农中等校。
    从1957年至1960年的永中三年，是新中国从治到乱的风云激荡的三年，也是对我人生观、价值观打基础的三年。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什么样的存在便奠定我什么样的性格与意识。老实说，是老师的教诲让我明白什么是文明，是师生真情让我懂得什么是正义与善良，是腥风血雨的“政治”让我心忌主流僵化体制。总之，我初步领略了中共的伟大与失误的滋味，开始了独立思考。我的心越来越与我的老师贴近，我的屁股越来越与下层劳苦的、弱势的百姓同坐一板凳……

                            一上永中就发财

我1957年考上永和中学，全家欢天喜地。但是，穷苦家庭要凑上学杂费，则难啊！
我记得，家里养着母鸡，但平时全家绝对不能吃蛋的，要拿去卖换油盐钱呀。我至今记得，那时我不时往永和圩卖鸡蛋；大的四分钱，小的一毛钱三个！我记得，为了多卖几分钱，怕价低了回去给爸骂，到散圩时还没卖完！我只能垂头丧气捱着肚饿地蹲在那里……
但是，上学是一定要的，砸锅卖铁也要上，父母不知求了多少人，才把学杂费凑够！
虽说缴了学费，全家又担心：何时才能还清债呢？
啊，天大喜讯！开学没多久，我便“发财”了——学费全免，钱退了回来；领一等助学金！
全家喜从天降，大家奔走相告。
父母一再告诫我：“不要忘了班主任张嘉铎老师的关照，不要忘了学校的恩情！做人要有良心，要认真读书，报答老师……”
在其后漫长的五十载的人生中，大钱小钱，经我手的不知有多少，却没留什么印象；唯有——上永中就“发财”——既退回学费，又领一等助学金的那沉甸甸的十元钱的感觉，至今深刻不忘！
但好景不长。初一级下学期便“反右”斗争，1958年起“大跃进”的“三面红旗”，本应越来越“共产”才对；然而，免费、助学金之类反而取消了！我记得初二期考时，学校说“谁读书谁出钱”，不再上门劝学，班主任只得听上面的话，说我欠学杂费，考试时硬把我从教室赶了出来……

                   忘不了陈来珍老师的“第一名”

“啊，怎么你这么厉害？作文比赛第一名！”
“看你弱弱小小的，想不到是全校闻名的大秀才！”
1957年秋，我步入永和中学的第一学期，万万没想到贫穷的我，不起眼的我，且与老师还很生疏的我，竟然“太阳西边出”，在学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在隆重的大会上由黄南山校长颁奖！
这第一名，让我止不住心跳，让我地无分南北，让我飘浮在祥云灿烂的天宫里……
我的母校大成小学，是出名的学校。小学老师一见到我，便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你为大成小学争了光！”
不过，冷静想起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到小学二、三年级，我便见书则看；地上有废报废书纸也捡起来读；见人家写得好的文章，便反复揣摩，慢慢的，我也喜欢写，自然也比一般同学写得好了……
到了中学，这么多小学的尖子汇在一起，我还有点“心虚”呢！但是，我的陈来珍老师——年青、漂亮的姑娘，我年青的语文老师，竟然慧眼识才，“破格提拔”，给了我“第一”！而这“第一”，我当然第一要感激来珍老师；第二则脊柱马上挺直——“不用自卑，张长兴是有两下子！”再下来则是写作迷了心窍，一路猛写下去了。
高中毕业考大学，我非读中文系不可！华师中文系，培养中学教师，本无培养作家任务；然而，我还是在编织“作家梦”；大学毕业，到了部队农场种田，日斗夜战，我还在偷偷写作；任教三十余年，大部分时间在高三毕业班，于百忙中，我还在写，共发表百多篇文章！我写作欲如此强烈，原因诸多；但其中一条是陈来珍老师的激励。
而且，我这终生中学语文老师，凡学生勤写者，一律鼓励；写得有特色者，我一律高分；还因材施教，“拔高”，让大批学生习作变成报刊“铅体字”，让这名扬四方的“惊喜”，变成他们日后漫漫人生路的激励。而这，还是源于陈来珍老师的恩泽……（陈来珍老师于2009年不幸逝世，终年81岁，我深表哀悼！）

           不能忘怀的其他老师

      时间虽逝去四、五十载，当时赤脚少年的我也步入了退休的晚年。然而，一想起永中，便会缅怀当年老师！真是——
悠悠四、五十载的潮起潮落，
是我在他乡夜泊时梦牵魂萦的涛声依旧：
我的恩师们何在？
他们是我时时的怀念与灯塔……
如今，我把他们的印象“录”下来以示我的报恩与激情——
张嘉铎老师。一上永中，他就是班主任。他个子矮小，脸白净，人斯斯文文的。他出自教育世家、数学世家。虽说是班主任，是总管一切的容易“上火”的父母官；但是，他从来对学生十分关心、慈和，且是不紧不慢的、柔声细气的语调。他的数学课上得好，我们十分满意。他见我家贫而好学，不仅免了我学费，拿一等助学金，还让我做学习委员。然而，好景不长，这样的明媚春天过了才一学期，接着便是毛泽东的“引蛇出洞”，他便糊里糊涂做了“右派”！
一做“右派”，当然是学校批判对象，打入十八层地狱。然而，让人奇怪的是，不少原先是十分“听话”的学生，此时竟敢在课堂上公开攻击与笑骂他，让我心如刀割；还有，因为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在那些“风派”学生看来，我也是老师的“狗腿子”，也是“准右派”，也马上看不起我。
但是，我年纪虽小，人格上却早熟，对他仍然敬重与同情。因为：一、父母告诉我，做人要有良心，要正直、要知恩图报，因此，我绝不能投石下井；二、当时民间大家都讲“右派”是有本事的好人，都敬重他们。其后，嘉铎老师打回大成社原籍成“五类分子”被管制劳动。他老婆也马上与他脱离，嫁给平远的猎人，只剩父女相依为命，受尽人间炎凉。但是，我不论是读上大学的“火红年代”里当上“红卫兵”神神气气“衣锦还乡”，还是我工作后成“臭老九”回家，我一定去拜访他，并“孝敬”点“小意思”。粉碎“四人帮”后他改正复职，然后退休。1990年代，我主编《大成文史》，他写的长文《园丁世家的风雨春秋》，我全文原汁原味登入。其后在惠州女儿处安度晚年。但天有不测风云，前两年，他因女婿张本强车祸命丧受重大打击，随即辞世……
王振老师。我初三时的班主任，也是人生大转折时的导师。那时劳动仍多，他也和我们一起吃苦。但劳动不忘“突出政治”，记得在修福岭水库公路时，劳动中间休息，他让我读报。我错把东“莞”的“莞”读成“壳”，他马上纠正，让我至今不忘。上化学课时，讲“燃烧”。他并不先讲定义——什么是“燃烧”；而是用诗一样语言，说人们歌颂光明，而他则歌颂火光，歌颂火光的来由——燃烧，最后是板书：“任何发光发热的化学现象，叫燃烧。”时光已过去47载，他那文学与化学的有机综合，至今让我神往。不知当年同窗还有几个记得此幕？
黄南山校长。矮矮的、斯斯文文的，三十左右，有点口吃，但讲出来便有水平。对学生很好。有一次开学时父亲凑不出学杂费，专门写了封信给他。他看了信之后，非常佩服家父文笔，问是“什么文化程度”。最后，虽未同意缓交，但也郑重回了封客客气气的信给家父……
谢作灵老师。我忘不了谢作灵老师温暖的一拍与亲切的话语。1956年，我才十三岁，星期天便到水库工地去为父母挣工分。一天傍晚，我拖着十分疲倦的身子往回走时，背后拥来了大队学生。“小同学，不简单啰，星期天也上工地，看你满身是泥的……”话语未毕，一位满面笑容的年青老师右手往我肩上一拍，并搭着走了好长的路，说了许多好热情的话！事后，我才打听到他是永和中学教师。我想，他与我不相不识，竟如此温暖我；将来我能效法他，该是最大幸福！
罗锡煌老师。他对我的语文天资极为称赞。他矮矮的，白白胖胖的，老是咳，带点病态的潮红。他为人乐观，善讲笑，讲课生动。他讲《范进中举》，边讲边列出胡屠户对女婿中举前后的表现；他在笑声、咳声中，也引起我们全班的笑。后来他倒在永中工作的任上！
罗伟康老师。他儿子罗福明与我同班。他教地理，学识广，口才好，工作负责。
钟蔚然老师。那时他是“右派”！还为永中牧羊，我们戏称“苏武牧羊”！但为人十分慈和，十分爱护学生。我家穷，体弱多病，他总问长问短。有一次，人家送了葡萄糖针水给我，正是蔚然老师给我静脉注射的。他教我生物课，我考试常得100分。以后，我考上韶关的广东矿冶学院预科班，在1961年的大饥荒中，他还寄了衣服和日用品给我(尽管他也十分困难)。几十年来，我是把他当作父辈来尊重的。
陈钧祥老师。他是有功底有学问的，讲课十分熟练，还摇头晃脑的。对学生极热情。
刘聪贤老师。他教初三代数，讲课认真、熟练。
刘玉凡老师。听人说是木匠出身，但他的初二几何课讲得生动、熟练。我至今记得：“鸡是两只脚，但两只脚的不一定是鸡！”
罗展坤老师。我七八十年代在永中教书时，他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了，大家尊称他为“展伯”。我读初三时他任几何课，他的师德、水平，均为一流。有一次，来了校内外的许多老师听他的课，挤满了教室。那时他还年轻，经历场面不多，讲话时紧张得有点颤抖。他知道我成绩好，那堂课还特别提问了我……
张淦方老师。教我体育课，教态好，很认真的。有人私下讲他是工友出身，送去培训，然后回来教的。不知是否真的？
黄蔚文老师(人称黄高佬)。兴宁有名望的体育界前辈，因评上“右派”贬来永中。大家都说他“水平高”。有一次，我一位同学(还是大成村同乡)，上体育掷手榴弹时，竟掷到他嘴上！血流如注，门牙打落，不省人事，惨啊！过后，他还对我们说：“我打落门牙，满口血，我就把血吞到肚子里去。血有营养啊！”险啊！听说在文革浩劫时，还被红卫兵赶回家耕田，唉！听人说，解放前他是有骨气的体育届前辈，想不到解放后这么惨！
李恩平老师。老革命，离休干部。他大跃进时任我班主任，老本科生，教地理。他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好像当年打国民党的战斗，带领我们走南闯北炼钢铁。他工作负责，关心学生，我与他长期保持联系。他是老师里联系校友最多的，大家评价高，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但是，这样的好园丁，文革时还受侮辱冲击，真是阿弥陀佛！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我还多次辅导其子。如今，80多岁的他，仍健步如常，思维敏捷，话锋不减当年，关心国事，不时撰写回忆录，让吾辈佩服。此乃天佑贤良者矣！
罗天真老师。大跃进时的班主任，长期患肺结核病，工作负责，但火气较大。
李希钦老师。反右前任总务主任，教我班美术课。后划为“右派”，不准上课了，但利用他特长，让他在墙壁上写“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之类的漂亮、醒目的政治大标语。
黄云老师。好像是体育教研组长，篮球打得好，投篮准。一次，只见一高大的工友冲进教室要打学生，他急忙冲过来制止。待工友走后，他还很关心问那学生“吓着了没有”……但没过几个月，突然被中共逮捕，说是什么“历史反革命”还是什么“特务”！听罗铭祥老同志说，他在狱中拉肚子而死亡……
蓝用邦老师。教过我数学，矮矮，白白，胖胖，戴近视眼镜，很斯文的知识分子，脸上总透着谨慎与忧郁。很爱清洁。我见他洗衣服时泛起满脸盆的肥皂泡，我这乡下苦孩子还很奇怪，认为“浪费”。又是没过去几个月，同样被中共逮捕，有人传言他是什么“蓝衣社特务”！以后则不知去向……
如今想起来，让人难理解：中共一来“运动”，便马上能抓许多人去“专政”。我估计上面这两位“特务老师”，很可能是在解放初中共“宽大”政策感召下，彻底交代了历史问题，然后“幸福”地进入人民教师队伍“安居乐业”。谁知大陆极权最高当局是搞“阳谋”、阴谋的老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在他治下的中国大陆，我们的许多“特务老师”和广大的“右派”老师，能不倒霉吗？
我至今还记得某老师在全校大会上批“右派”时的发言：“许多人说右派分子有本事，其实，并非这样。那些右派会吹，老讲自己有本事；而我们广大老师却是老老实实教书，谦虚、扎扎实实的。”
但是，又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在亿万百姓中间，人们还在为我们的“右派分子”们唱赞歌。阿弥陀佛……

                大炼钢铁的折腾

      我至今不忘四十多年前“大跃进”的折腾与荒唐。
“粮食压死美帝，钢铁保卫和平！”“挖空四望嶂，熔化铁山嶂！”
炼铁炼钢，工业化大生产，技术性顶强。但是，共产党重宣传：“生产大跃进，宣传打先锋”。把右派宣传臭，接着把“右倾”、“保守”宣传臭。既然大家怕“右倾”，怕“保守”，“钢铁元帅”自然升帐。
    昨天刚是乡下砌灶头的土师傅，今天却是“高炉专家”！甚至连泥水师傅也不是者，没两天也是“能手”了！
    放下一切，全党全民炼，仿佛当年国共争斗的硝烟弥漫的“三大战役”。中国国情与民情决定了由舆论一律到行动一律，谁反对谁反动，谁是狗屎堆！
   那年，我刚上初二，便停课在石陂角度过了艰难的日日夜夜。分班拉着大大的风箱，日夜不停。刚停下手，马上又要去做煤球供土炉燃烧。困了，则在山野靠一靠，躺一躺；人家一喊“起来，上工了”，便不刷牙，不洗脸，迷蒙着睡眼又呼噜呼噜拉起风箱来……
   有一次，炼铁生火的木炭不够。公社一声令下，李恩平老师等便带我们凌晨出发，到宝山深处的“百官塘”冲去。出发前，公社副社长×××(记不清了)，紧握着恩平老师手壮别。走呀走，爬呀爬，不知走了多久才天明；又不知走了多久，才到达。走到“百官塘”，虽没什么菜，饭却任你吃，熟番茨大大的有。吃饱了饭，几个调皮鬼抓起番茨当“炸弹”，扔到老百姓白墙上去……
我们才是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啊！来回一百多里啊！还要挑着木炭回来啊！还是“童工”啊！但没有人叫苦，没有人低沉！连牢骚也没有人发！大家个个是“罗通扫北”，个个斗志昂扬，怪哉！
更难忘的是远征黄陂，到铁山嶂挑矿石。我们挑着畚箕与行李包，迈上征途。第一天在龙田中学住宿，第二天便到达黄陂圩附近的农家住下了。大家挤在一座小古屋的上厅与下厅里(无中厅)。地十分潮湿，有些地方生长着青苔，阴沉沉的。随便垫点禾秆我们便躺下睡——长途跋涉，太疲倦了！上厅后面有个长而窄的暗室，好像有木板架着。有两个同学捷足先登，占据“有利地形”。但过不了几个钟头，他们马上垂头丧气，连喊“阿弥陀佛”，冲了出来——老百姓告诉他们，那里专放死尸……
挑矿石可苦了！三更半夜吃早饭，列队匆匆出发，不许拉后，不许掉队，非急病不准请假。长蛇般的人流，震动深谷的足音，吱吱喳喳的喧闹……这一切，对我这个渴望读书的孩子来说，更添了苦痛与寂寞；但这苦痛与寂寞又绝不能让人家觉察的，且要强装成“意气风发”，“一年等于二十年”的豪迈劲儿，真够惨！
天亮了，旭日升起来了，我们才到“三家村”(“文革”时的中国人最熟此名了)所在。漫山红叶，青山高耸，溪流潺潺；伴几声白云深处的狗吠与雄鸡鸣唱，与灿烂的朝霞融和。景物是美的。我不时与小说中的良辰美景联起来，但是，越是联想，越觉惆怅与悲伤……
到了铁山山顶，景色更美，但更伤感！肚饿了，脚软了，头昏眼花了……但是，怕人家说我“孬种”，不支持“大跃进”、“右倾”，我只得咬紧牙，担着沉重的矿石往回赶。（有人干脆连人带矿石滚下出！）
睡的地板太湿了。后半段，我得了风湿病——胳膊阵阵刺痛。但是，风湿疼人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流血，不发烧，不红肿，又能吃饭。你说有，人家可说你“无，偷懒”！我好胜心强，只能疼便疼罢，大不了死就死罢！绝不被人“看衰”！——照样天天“搬山”不止。
回到家，胳膊疼得更厉害了。我好容易向班主任请了假；然而，一位“矮仔心肝短”的姓罗的班干部，还高声骂我“懒鬼”！
回到家，也难过。爸做食堂会计、干部，干部则要严格要求家人；结果，爸要我硬去干活！我还是得不到养病！
捱到没法，只得去看。感谢永和圩张卓民医师的三剂药，把我治好了。
“大炼钢铁”二十年之后的公元1979年秋，我调回兴宁县永和中学任教。多愁善感的我喜欢“发思古幽情”，还不时到石陂角凭吊“古战场”——那黑不溜秋的炉渣、铁屎、废砖，如牛头，如马面，如断臂，如残腿，如枯骨……这狰狞的一切，分明还在无声诉说当年的惨剧与辛酸！
   
                “鬼　抢　祭”

     一年四季，阳间最高兴的是过年；如果有阴间的鬼，最高兴的大概是四月清明节时享用阳间亲人的祭祀。我想，在寂静的山林深处，在人人皆怕的乱葬岗中，鬼大概也在“早也盼，晚也盼”。
大家未见过鬼，人们清明祭山鬼野魂时，鬼又该如何享用呢？那便谁也讲不清了。
不过，受佛老点化的老人们，却是有如此“说法”——
你们看，震天动地的鞭炮声一响，坟前的“纸钱”一烧再烧，子子孙孙一拜再拜，那风便来了，“纸钱”烧得更旺了，风把火卷得更高，把那纸灰扬向四面，卷向天空……这，便是“鬼抢祭”——鬼魂在抢着享用亲人祭祀了！
五十年代末已读上初中的我，当然不能苟同：鞭炮声震动纸钱燃烧的火，空气流动——风，何来“鬼抢祭”？
但那时的我，确实做了一回“鬼”！
一天傍晚，我从永和中学回家。走在老卫生院门口的下面小道，肚咕咕得特别响。那盛得满满的、香喷喷的大米饭，死死在我眼前屹立着。口水在咕噜吐噜往肚里吞。正在这时，背后似有米饭香味；紧接着，一群农妇挑着上坟的担子，大步流星地超到我跟前了。果然，从半盖的“补锣”(客家人用铁制的饭锅)中，闪出了白白的、香喷喷的大米饭！
“有碗饭吃多好啊！”我脱口而出……
“碰到‘鬼抢祭’了，饿鬼，真讨厌！”一位农妇恶狠狠地骂，然后是一阵风似的远去了——是在赶紧逃避我这位“饿死鬼”……
真是奇耻大辱啊！我已读过许多书了，我已明白把人比为“鬼”是什么滋味了。有碗白饭的农妇，能让我汗不敢出，何况是权力大的“官”呢？但是，在那年月，即使是“大官”，也不能讲真话。那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不是不许“右派”讲真话吗？不是不许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大官”彭德怀讲真话吗？
我这苦孩子，禁不住说了句“有碗饭吃多好啊”，竟然被这位老农妇骂为“抢祭”的“鬼”，当时的确“怒火三千丈”！但是，我不能抗议，不能哭，也没人可诉说——
天苍苍，野茫茫，
苦命少年独凄凉……
在凄苦之余，我抬头猛见山顶上的永和中学，似乎马上见到了母亲，找到了知我、疼我的亲人，内心禁不住在喊：
“我的永中，我的老师，才是我救命恩人！我要认真读书，死也要考上大学，出来工作，才能让我吃上饱饭，让全家人吃上饱饭，才能磨脱谷壳，吃国家饭，才不受人欺负，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写文章，做作家……”

     公元1960年秋，我初中毕业，与同级的邓钦鹏、张冠华、何淦松、陈文佑、邓皇贤共六人考上广东矿冶学院预科。初中毕业生一下子佩上了大学的校章，多神气啊！然而，好景不长，1961年夏，学院“下马”，我们被遣回兴宁“支农”！幸好省教厅、省高教局又来公函安排我们到宁中中学就读。1963年秋，我考上华师大中文系。我这“赤脚少年”到底从乡下苦拼出来了。我任兴宁市八、九、十届政协委员、梅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华作家俱乐部作家在线网签约作家、梅州市客家研究会会员、中学高级语文教师、教研组长。曾获《黄金时代》报告文学征文二等奖、中国改革论文大赛三等奖。主编《大成文史》、《新苗》等文集出版；尤其是共计80万字的《往事如烟》、《风雨长河》文集出版后，为广大百姓讲了真话，获广大学生、文友赞誉，此乃大慰平生！如今，能为母校主编文集《永中情怀》，亦为人生幸事也！
公元2003年冬，我安全着陆，全身而退。我常于晨风夕照之际，遥望云海天影，在思念培育过我的、让我刻骨铭心的永和中学；同时为母校更美好的明天祝福……
                                       写于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