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岁月的大学生活

兴宁528

刘光耀

　　我是1957年秋在反“右派”高潮中入新乡师范学院数学系一年级二大班4小班学习的。
　　毛泽东于1957年11月访苏期间，追随赫鲁晓夫“15年赶超美国”的口号，提出了中国要“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把毛泽东快速发展经济的思想概括为“大跃进”。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7年12月8日(星期日)晚上，我班举行《共产主义万岁》主题班会。
　　从此，“快速实现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观念，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58年1月开始，新乡师院边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边整改，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院领导在动员报告中告诉我们：要求干部下放到劳动战线，是培养“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英名措施。各班学生也热烈地讨论，都表示争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又红又专”（不久又提出“红透专深”）的词语使我牢牢记忆，虽然我不知道“红”与“专”以及“又红又专”的标准。
　　1958年3月2日，院团委召开《革命青年跃进大会》。本来我对政治就比较关心，而且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我被指定为团支部宣传委员，思想、行动就跟得更紧。
　　3月16日，中共新乡市委宣传部部长来我院传达中共河南省委登封会议精神，他透露在登封会议上，偃师第一个贴出大字报《坐卫星，乘火箭，学登封，赶登封，超登封》。此后，全国形成“全面跃进，连续跃进，领导跃进”的政治局面。
　　多年后我才知道，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判“反冒进”、为“大跃进”鼓劲，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搞几十个、百把个“大丰收”的例子，这是“放卫星”的第一推动力。
　　3月29日上午，院党委书记做红与专大辩论的动员报告，院团委接着召开劳动宣传委员会议，说：我院要建5、6个工厂，其中有一个投资300多万元、年产1千多吨的炼钢厂；近三天要把手工业勤工俭学组织成合作社，一年内全院绿化要赶上清华大学，“7•1”前后成为全省最先进的大学。
　　3月份全院开始的“反保守，反浪费”、“横扫五气（骄气、娇气、怨气、暮气、……）”和“向党交心”的运动，热火朝天。
　　3月25日下午在参观牧野乡展览馆时，看到“眼熬烂，腿跑断，少话十年也要干”、“不盖房，晚娶妻……”、“拿出愚公移山、武松打虎的劲头，以卫星、火箭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口号，生产指标尤为惊人：蔬菜亩产151万斤。
　　3月30日晚上7时开始，我班为支援农业大跃进掀起了捐书热潮，分组谈论各自的“红透”规划和措施，讨论勤工俭学的门路、办法。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点，听说中央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来新乡检查卫生了，有人提出“苦战一夜一天，变全院为先进单位”，有些班已经动手，我班同学睡了一会，早上、上午全力搞卫生，下午挖野菜、做打苍蝇拍。
　　4月中旬，全院停课一周进行红专辩论、向党交心。接着，开展“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拔白棋”的运动。
　　4月30日午饭后，参加三大班9小班斗争“盗窃分子”的大会，其实，那个同学并没有构成犯罪事实，却被无限上纲。
　　5月10日，一大班2小预备党员申领和同学向全年级检查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各个小班各个小组讨论了两次。
　　5月下旬，停课一周，院党委号召进行“像淮海战役一样”的“搞臭个人主义”的“大决战”。各班以红色大字报形式向任课老师“送礼”。“横扫五气”、“向党交心”的“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运动，以“现身说法”、活报剧的形式出现在饭厅，学生自编自演自己的“丑恶”，有快板、曲子、相声、漫画等等。在大礼堂召开两次全院大会，系领导、老师和同学或演讲或演唱揭露自己的个人主义表现。给我印象很深的是物理系三年级周大强同学的山东快书：“说一个学生周大强，他个人主义实在强，……要证明半径会比直径长。”数学系刘亚星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刚留校）演出了自编的话剧。
　　在搞臭个人主义的汹涌大潮中，每个同学思想上的污垢都被冲刷得难留痕迹，好像真的洗心革面了。5月30日的《庆祝整风胜利》主题班会上，团支部书记简要总结了入院以来我班的变化情况后，同学们倾谈向党交心后的舒畅心情。曾被一张大字报说成“天塌地震也震不起的暮气”的陈俊民同学最先发言说：“暮气沉沉落后的陈俊民，要变成朝气蓬勃的陈俊民了。”因为恋爱问题受压抑而心情郁闷、很少说话的刘庆玮同学，在这场运动中多次发言，几乎把内心长期埋藏的话都说了出来。他说：“上学期召开《如何搞好班集体》的班会时，我认为这个班太坏，我不属于这院的学生，更不承认是这个班集体的一员。但是今天，我感到这个班集体是我的慈母，我得到了幸福。”……同学们激动的话语，引起阵阵掌声、笑声。班会末是文艺节目。刘庆玮过去在悲伤时常唱《断桥》戏段落，今天以高兴的心情又唱了它并唱了俄语歌。邓小平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提出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朝气蓬勃的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似乎正在形成。
　　5月31日起，全院学生各自返乡或有组织地到附近农村参加夏收夏种劳动9天。在动员报告中，院长要求大家都得5分，要做到“七好”：劳动锻炼好，宣传形势政策好，学习农业技术好，联系群众三同好，互助团结友爱好，遵守劳动纪律好，劳动卡片成绩好。我在偃师老家听到农业社托儿所的3、4岁小孩都会唱偃师县农业生产指标“千斤粮，百斤棉，天安门上把礼献”。
　　6月10日开始，学校组织学习、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6月16日，李俊甫院长在进行教学改革报告中指出，必须破除迷信，大破大立，大胆地想，大胆地做。于是，取消了《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只印发了几页《毛主席论教育》代替部颁《教育学》教材。
　　6月下旬，停课一周，开展整风运动，开展大辩论，解决专业思想问题、完成教学改革、修订红专规划。
　　因为多数学生不想上师范，来到新乡师院是出于无奈，所以，在学生中，运动的突出重点是解决专业思想不巩固问题。23日，同学们都基本上暴露了过去的理想并分析了树立这种理想的根源、条件。
　　23日至25日，差不多三天，辩论“师范专业有无前途”、前途的大与小问题。一位同学以斯大林关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高低所提出的条件“态度、能力、效果”来解释前途，说“有地位前途就大”。我的解释是：是否人民需要，是否鼓足了干劲、力争上游等决定有无前途。
　　26日辩论“什么是我们应有的理想”、“我们读师范专业是否可以想着留校当助教、当讲师和教授？”全班不太明显地分成“可想”和“不可想”两大派。“可想派”都在发言中挂上“准备做中学教师”的前提，说：“青年人都盼望自己的能力提高”亦即“服大务”；“想着当讲师、教授与专业思想巩固无矛盾，同时会有助于巩固和作为学习的动力”。争论了一天，最后，“可想派”的多数自动放弃。我的集体主义观念是在中学阶段形成的，而且认为青年人应该有抱负，有理想，想当专家不是个人主义，刚入大学就在日记中写过“毕业时，有机会便参加研究生考试，倘若需要，便争取留校”，但随着思想教育形势的发展，迫使我放弃了自己的志愿，在辩论会上，我的思想很矛盾，糊里糊涂地勉强站在了“不可想”派一边，十分荒谬。
　　27日辩论“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风格，与革命英雄主义有什么区别?现在和将来个人主义有无积极因素？”我发表了错误的观点：不能否认个人主义好像有点积极作用，但从全面比较从时间发展看，没有一点，只有消极和破坏的作用。几十年后的今天反思，要说“极端个人主义会有破坏作用”还差不多。
　　28日没有辩论，全院大搞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上午除青草、填坑、平地等等，下午用集体办法灭蚊，准备应付外国记者。
　　大破大立、大辩论基本告一段落，30日修订曾经制订的红专规划，着重修订措施。
　　1958年7月4日晚上9点，我们听省广播电台“关于中共河南省第九次会议揭发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广播。这是河南省在紧跟毛泽东极左路线走的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全省范围内掀起的大反以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为首的“潘、杨、王”的运动的开始，它比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等等的“反右倾”早了一年多！河南省委第二把手组织批判省委第一把手，没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是不可能的。吴芝圃，从此自然爬到了一把手的位置。我在中学时就很敬重吴芝圃，因为他在偃师光豫中学任教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在危急关头保护这批党员奔赴延安。
　　在这个运动中，我当然是积极分子。虽然在座谈会上“大家都大胆地暴露了思想”，并且在7月30日的日记中记录了我的检讨：“去年，我的思想上也有与潘杨的‘小农经济优越论’、‘河南特殊论’、‘生产悲观论’的某些共鸣之处。因自己学费问题不能解决等认为农业社经济死滞，认为干部不行，遗留问题多，需要好好整顿等。认为河南穷，偃师更穷，本社、本队都不行，连年灾荒，倒霉等等。”可是，紧接着写下去的是“但事实驳倒了这一切。偃师县平均小麦亩产570斤的事实驳倒了条件论、环境论。自然条件果然不好，但人是个决定因素，只要觉悟提高了，政治挂帅，鼓足了干劲，什么都可以创造。”过了几十年以后来反思我当时的思想，不如所谓“落后”同学程广东、胡公望等。我问程广东：“潘复生等与我们之间的矛盾该属哪类？”他思索了一会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矛盾。”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琢磨这个问题。第二天我在大字报上说“潘等是我们的敌人的代言人，是我们的敌人”，胡公望说：“前一句很对，后一句未免太过分。”（其实，“敌人的代言人”也不对）
　　1958年不放暑假，过“共产主义暑期生活”，帮助新乡市完成“大跃进”两大先行者之一的运输任务。8月3日晚上，新乡师院800多名学生组成的劳动大军背负行囊步行到新乡市第一小学，吃、住都在那里。第二天午后，和人力车工人见面，每辆人力车，和工人轮流拉，工人晚上拉，我们白天拉；工人给我们介绍车子操作技术。接着，开始干活。我们的任务是从煤建公司往骨焦厂运煤，约13里，一漫上坡，第一天拉了7车，晚上12点下工，把车子送回原地，休息时已近凌晨3点。我很不幸运，拉肚子。但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决心锻炼意志。因为8月20日新乡师院成立人民公社，我班等200人于19日晚上回校。
　　8月20日，庆祝新乡师院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晚上，全院师生员工——公社社员敲锣打鼓向新乡市委报喜，白天已经有好几个人民公社报过喜了。“明天中央要来我院检查卫生、工厂”，于是，全院苦干了一夜，21日早上6点结束。
　　校内建了水泥厂、砖厂、灯珠厂，一直干到8月底。此外，我们还种了冬瓜、番茄、茄子。
　　毛泽东视察了新乡市，高度赞扬七里营人民公社。吴芝圃在省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上做的《论人民公社》的报告中指出人民公社有“9大特点、7大好处”，“是共产主义萌芽”，“我国可能最先跃入共产主义”。
　　8月下旬我给家里写信要钱，9月2日，接到伯父的信说，家里经济困难得很，也借不来钱，还是把猪作了抵押才借到10元钱，让人马上捎来。
　　二年级班干部调整，取消小班（40多个人）建制，小班改为大组，三个小班的团支部合并为大班团支部（80多个团员），二大班15个学生干部变成7个，我被裁掉，任第3组团小组长。11月中旬，由于一个团支部委员（4小班同学）犯了错误被罢免，又让我充任团支部军体委员，真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我在大班长田继善（兼团支部委员）的帮助下，做得还算可以。在“大跃进”的年代，体育也“大跃进”。除劳卫制二级达标外，还要争做国家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家裁判员等，要搞“体育5项满堂红”。各个系、各个班级比着做假，比着吹牛，我们数二•二班也不例外，不过，较之其他班级，实在得多，因此在体育“大跃进”中比较落后。一天晚上，我们分析我们年级进展情况，认为我班属于先进行列，但是第二天起床时，听到三大班的广播稿，他们已经是全院最先进的。
　　刚刚上课一个月，10月份，又掀起全国大炼钢铁运动。新乡师院也停课大办钢铁，10月份要炼130吨钢，数学系一天一吨。结果，没有成功的。
　　10月15日下午6点，我班一部分同学背着行李步行4个多小时到新乡市北的潞王坟新乡市钢铁二厂（另一部分同学去塔岗开采铁矿石）。离潞王坟很远就看见到处是灯光，星海一样。钢铁二厂附近，到处是小高炉、土平炉，还有许多炼铁的鸡蛋炉、小方炉，一片红红火火。我们来到以前，新乡师院数学系四年级同学，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来到这里，他们平整了一大片荒地搭帐篷。我被分配到厂办公室（在帐篷内）做宣传工作，任《钢铁快报》编辑、通讯员，参加车间劳动，任务是设法把两个车间的劲鼓起来。先用手团了两天煤球，然后参加土高炉炼铁。每天休息很少，夜间，不少同学砸着矿石就睡着了。在潞王坟干了18天，12月1日返校。到塔岗开采铁矿石的同学比我们更辛苦，他们给院领导写的信发表在院刊上，领导要求每个同学读一遍。
　　生物系搞了“小麦丰收试验田”，深翻土地1米多深，并伴着施肥，一层土，一层肥（全院师生帮助供肥），深翻的土地还保持原来的表层土壤在最上面。由于深翻后土壤虚了，又施加了大量肥料，致使试验田的土地高出地面差不多1米。保护田围着一亩试验田。试验田分畦，各畦的播种量分别是：1400斤/亩、1200斤/亩、1000斤/亩、800斤/亩。周围的保护田下种量是400斤/亩。1400斤/亩的播种量太大，分三层播下，即一层种子一层薄土。上层先出苗，中间层次之，最下层的后出苗，它把上两层的苗都顶出了土壤，造成了枯死。第二年春季，麦子长高了，又怕倒伏，还用竹竿做成方格式的支架。为了通风，麦田周围用鼓风机吹风。最后产量，据说试验田仅收获500多斤。
　　12月，新乡师院大搞“炒菜加胡闹台”式的“科研”活动。许多单位提出“向尖端进军”的口号。“而我呢？老是迷信、保守，搞得不好。……这几天，我组科研与我班、我院一样，热火朝天，成绩不小。在（团）支委会上确定，半导体收音机由班上组织专业队搞；我组又提出火箭——最近发射一级的固体火箭，明年‘五一’发射二级液体火箭，并且还准备系统地研究，以至发射卫星。这项任务由我担负，我应该和大家一起把它搞好、搞到底。”（1958年12月13日星期六日记）但是，这只是空头白活，根本没有行动，没有办法行动。不过，我们小组还真是脚踏实地地搞了一阵子完全木制的“包包子机”，一位同学写了《你想吃包子吗？》的广播稿，在院广播站广播。
　　在政治运动、劳动那么多的形势下，加上承担较重的工作，还能把专业学习搞好吗？无奈，只好利用不开会的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补习一周的功课、完成作业（极少看电影，尽管每张票5分钱）。可以说，平时学得一塌糊涂，尽管期末考试都是5分（学苏联的4级分制：5、4、3、2，即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但我心里清楚，很不扎实。
　　左倾的1958年，使我和众多青年人的思想受到了左的污染，但也使我在工作能力上受到了磨练。在那“斗争”的年代，我把自己的日记封面写上了“斗争，锻炼，前进”6个字。“斗争”包括对敌、对一切错误思想的斗争，也包括对工作等等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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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人年代的大学生活

刘光耀


1959年至1962年，是中国大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饿死人的三年。

1960年初，新乡师范学院的学生因受家乡灾难的影响，思想十分混乱但不能说，不少学生思想沉闷不语。

1月11日，数学系教学楼一楼北边113小教室的黑板上出现了很大的反标“打倒毛泽东”，全院各个班级组织查笔迹破案，每个学生交一本自己写的本子。我参加了这一工作。一直没有查出来。几个月后，数学系三年级一班的王文昌和物理系四年级的张德凎因反革命罪被逮捕，震慑了“1•11”案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高祥民，自首投案。9月9日，在全院大会上宣判，王被判7年徒刑，张被判6年徒刑，对高宽大处理，留校查看一年。

1月23日期末考试结束后，院党委号召“行动起来，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决定不放寒假。我班到新乡七里营支援农业现代化。七里营农民生活已经相当苦，食堂的饭很差，春节那一天，生产队长陪我们小组十来个人吃了一顿白面水饺。

2月3日，我们回到学校，转入正常的学习生活。此后几个月，除了学毛著，没有搞政治运动。

3月份写学毛著心得时，我写了《学习毛泽东思想，高速改造世界观》（近2千字）。期末政治课考试，要求写一篇学毛著体会，我把这篇文章作为答卷，小组评议成绩为优等，年级党支部推荐给院刊，院刊修改后，把题目改为《思想改造必须高速度》，9月份发表。

7月4日，我和同小班的党员、院学生会干部李天增，突然被数学系党总支书记赵福海召去谈话，要我俩参加用“土火箭”搞人工降雨研究工作（省里布置的任务），不让我们参加最后一门课的期末考试。并说，下学期不随班上课，参加理论力学教研室政治学习，不影响毕业，毕业时留在理论力学教研室。按说，最后一门考试课《复变函数》，我已经复习好了，而且是田继善让我拟复习提纲，我俩分别领着4小班和5小班同学复习的，后天，只隔一天，就要考试了，考5分是有把握的。但我们也只有无条件服从。另外，6小班的贾海和三大班的李嘉宾、郑双元（都是党员）也脱离班级学习，搞计算机。

由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各两个再有一年就毕业的学生，组成一个土火箭研制小组，数学系郭赫老师负责，第二天即开始工作。头几天，中国科技大学的两个学生和我们一起讨论。我负责设计喷口和用很结实的纸手工卷火箭筒，化学系晁金华负责制火药。我边读《空气动力学》和有关火箭的书籍边工作。

数学系四年级重新组班，两个大普通班，三个小专业班（每小班30个学生）组成第三大班。公共课有《概率统计》、《理论力学》和《泛函分析》。我和李天增选学了《理论力学》和方程专业班的《定性理论》。

我们的土火箭在大饭厅东边的大操场试验。试验失败过几次，有一次刚从发射架飞出不久，就栽了跟头，窜到饭厅东头炊事员工作的大案子底下，真把我们吓坏了。试验成功的也不少。8月上旬，新乡地区召开控制天气技术表演大会，参加表演的有土火箭、礼花弹、气球、迫击炮、120炮、82炮、高射炮、土炮、飞机等，郑州、洛阳等地区派代表参加。我们于第三天第一个表演，最高的大概飞到1500米，领导和代表们很满意。

参加表演会后，领导让我回家休息几天。8月10日至15日，回偃师5天。在家期间，我看到了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寒心事：马云奇伯伯的两个女儿（儿子在外地当工人）在食堂领了大半灌稀菜汤，这是父女三人的保命汤啊！抬到半坡摔倒了，饭灌碎了，姐妹俩哭着回家，父亲没有责怪她们，立即跑到饭洒的石坡处，跪下伸出舌头舔饭……

我按照“主流与支流”、“一个指头、十个指头”、“暂时困难”等等理论，在家没有说服伯父对“大跃进”、公共食堂的“糊涂认识”，回校后给伯父寄了“中共八大文件”等6本小册子，9月2日接到回信，信中对我做人和学习的教诲值得我永远记取。今录如下：

“关于你这次暑假旋里，谈话的意思，很有价值，对社会、对人民、对学习和个人前途，似乎很有政治觉悟，汝之所操举，尚属令人钦仰，但希望你续持其志，将来脱离世之庸凡，方不愧吾等日夜悬望，和你之生平所抱负是幸。

“学习乃你之天职，不用再说。对于科学和专门技术学方面，要多努力，将来成为一个专人专学家人材，才算实学，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有用，不致有将来饱学失用之虑为忌。”

我要把伯父的教诲贯彻到学习和工作中去。

9月30日，吴芝圃来视察时，我们发射了两个单级的、一个2级的，火箭飞得又直又高。

经济形势越来越不好。11月中旬，贾海、李嘉宾和我边工作边参加二大班的活动。我参加1组政治学习。在这期间的一个星期日，我曾被派到院大门口的门卫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盯着小窗口外边，监视二大班的“落后小集团”，看他们是否出大门，几个小时也没有见到那三个同学的踪影。

由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和众多人的浮肿病，迫使实行“劳逸结合”等措施。

11月底，全院学生大搞“家底生产”，找盆子、做木盒等，准备种菜，还准备养家兔、养羊等。我班在一个房间放满书架，摆满了脸盆，用白菜圪塔做“人造肉精”。学生食堂做“高产饭”：大米用蒸气吹成膨胀很虚的稀米饭。

土火箭小组的领导郭赫老师的腿开始浮肿。

12月9日，我们的土火箭研制工作停止，要休整100天（实际上，此后再也没有搞），又回年级上课。四年级上学期我等没有学习成绩。四年级下学期学习了《数学物理方程》、《计算方法》、《哲学》课程，并参加了考试。我的成绩都是4分。四年级和三年级共5个大班都开有《泛函分析》课，而四年级在上学期已经开讲一部分，所以两个年级的进度不一。我把两个年级八个大班的《泛函分析》课表都抄来，在保证听四年级的前两门课之外（《哲学》只好自学），到两个年级选大班听《泛函分析》课。就这样，紧紧张张地糊弄了一个学期。我要把未学的大学所有专业课都补学完。我不需要什么分数成绩，我需要的是知识。

这时，国家已经取消了研究生招生计划，我当然无须准备报考。

冬季，患浮肿病的人越来越多。郭赫老师是天津来的大汉，饭量很大，国家每月补助他的粮票和副食品票，根本不够他的基本营养需要，他就在学校的花园里拣落在地上的干木荆花，拣了几大包，煮着吃。

因为同学们要准备复习考试，而我没有考试课，1961年1月9日，党支部把“人造肉精”工作交给我负责。前一段这项工作搞得不太好，松弛了一段时间，书架空了，而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但我必须愉快接受。因急于充实书架而忽略了质量，菜汤煮得不合格，4、5天了，“肉精”不仅长得很慢而且大部分黑了、坏了。

1961年1月20日开始放寒假32天，让师生休养生息。1月21日至2月20日，我回到家乡做农村调查，写了约7000字的《农村整风整社间返乡志》，记录了中央贯彻“12条指示”后的农村情况。

农民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特殊风、命令风、瞎指挥风）非常恼火。

农民对自留地等等“兑现”政策非常熟悉、非常欢迎。我家西邻城关公社一直坚持让农民种自留地，而我家所在的山化公社曾经三次分给社员，三次收回，社员们说：“上头的政策是好，只是下边这些干部没有照着执行。”

农民最关心的是生活问题和麦收问题。1960年开始，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政策，不少生产队每人每天吃5两8钱粮食且有断顿现象，现在好一些，但社员仍然担心“低标准到什么时候才了？”灰心地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河南饿死人的大灾年）有期限，而现在没长短。”

偷盗现象严重，生产队里的红薯窖、菜窖被扒，粮库的锁被扭开，粮被盗走，有单人小偷，也有结伙偷盗。

自由市场很活跃但比较混乱，市价昂贵，一个蒸馍1元钱。有的倒卖粮食、油料、薯类等统购统销物资，也有盗贼贩卖生产队的公共财产的。群众强烈要求政府整顿市场。

封建迷信盛行，还出现了造谣破坏、吓唬老百姓的极端恶劣现象，说：“三月要乱”、“共产党快完了”。城关公社西寺庄大队一个妇女问我：“当真共产党世事快到头了？”山化公社台沟大队我表姨担心地说：“要是真的乱起来可咋着哩？！”

农村患浮肿病的人很多。我家所在的东屯大队第20生产队已经饿死三个人：刘妥、寇林成、马报，都是50来岁的壮劳力。前两个是贫农，马报是地主分子，但是，不管什么成分，在饿死人的农村，挨饿面前人人平等。我伯父在1958年修卢浑水库时，曾被领队的队长扒掉棉袄打，患伤寒病，身体已经很弱。我母亲由生产组长改为食堂炊事员，把白菜圪塔捡回，伯父煮着吃，但他的浮肿病照样非常严重，村里许多人担心他过不了年。幸好，队里把浮肿病号、其他重病号、年老体衰的人，集中起来，集中治病、集中吃饭，细粮、食糖、食油等供给得相当足。

全县基层干部集中起来整风学习，错误较严重者回队在群众面前检讨，让群众批评。然而，却采取了以左反左的整风方式。不少干部被迫赤脚推磨。我表哥杨心路，解放初参加土改工作（当工作队员），是西寺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因打过社员的小孩，更因娶了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小老婆，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在干部集中学习期间，公社、大队实行社员代表大会制度，非常优越。每5户选一个代表，一个生产队有一个代表组。代表组在队里威信很高。代表组代替生产队干部抓队里的生活、生产，社员有什么问题，都找代表组解决，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关心每一个社员的痛痒，挨户了解群众对原来干部的意见，社员有了顾虑就耐心解释党的政策。完全没有个人专权代替包办的官僚作风，凡是没有全体代表会议的研究决定，不能随便行动。

从3月1日起至8月底，农村每人供应棉布1尺7寸，我们是2尺，有同学说怪话：“2尺布票顶啥用？毛巾要布票，袜子要布票，都要布票，真不合理。”

3月15日，院党委书记做形势报告，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3月29日，闲谈间，互相检查有无浮肿病，有同学说我的比他还严重。但我不让说,“我相信，几天后会好的”。

4月中旬，院领导要求毕业班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一周。一位老师和我们15个学生在以蔬菜生产为主的丰乐里。大家分头参加劳动，和生产队干部、社员谈心。我们拟定具体调查：既考虑蔬菜产值又考虑产量，如何使作物布局合理？近几年蔬菜减产和土质变坏的原因；“三包一奖”、劳力组合、评工记分、分配等的数学方法。在调查中，老农民给我们解答了前两个问题，并介绍了如估算麦秸垛等等方法。

4月27日，除毕业班外，下乡一周，贯彻省委、省政府“工农兵学商，一齐来办粮”的号召，支援农村雨后春播。我们在校内除上课外，利用星期日种菜。

5月份，毕业生照相成风。我坐在数学系教学楼前、月季花盛开的花池边，捧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张照片照得很好，很多同学向我要，加洗了好几次。

7月中旬毕业考试，考《计算方法》和《哲学》。《哲学》出了4个题目，任作其一。我选了第一题《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考试结束后自学了四年级上学期的《概率统计》课。

在学习中，我体会到除了“温故而知新”的古训外，还应该有“学新以温故”。这个“温”有其更深刻而广泛的意义：在新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会对已有的旧知识有更深刻地理解和更牢固地掌握。“温故而知新”与“学新以温故”是辩证地统一。

快毕业了，该考虑分配志愿了。我的态度是“挺出身来，让祖国挑选”，在分配志愿表上，我只写了“服从分配”四个字。

为了支援农业和减轻城市粮食压力，中央指示河南省高校放假3个月。毕业生自7月23日起放假3周。

回到家，发现食堂已经解散，每个社员每天10小两粮食，照顾我伯父6小两，他每天1斤粮食，蔬菜大量，大家都说比食堂吃得好，一般生活不错。母亲开了小片荒，种了南瓜、荀瓜。我担水帮助母亲种红萝卜，浇了南瓜、荀瓜。

返校后，系里通知我和李天增补考三年级的《复变函数》。毕业鉴定按四年级前的班搞。因为我对我们小班最熟悉，同学们要求我回班参加鉴定，所以，只用了不太多的时间复习备考。《复变函数》是王德飏老师教的，补考题是穆鸿基老师（教务处处长）出的，题并不难，但有一道证明题没有复习到，后半部分不会作，一个多小时交卷。成绩是4分。然而这4分却得到了老师（穆老师并不认识我）、领导的夸奖，并反馈到我们年级党支部。

9月9日，宣布分配名单。我被分配到开封师范学院。由新乡师院数学系到开封师院的共6人，除我之外都是共产党员。一大班的连文科同学和我开玩笑说：“你们将来都是草包教授！……”

分配到开封师院的23人于9月11日夜10点到达工作地点。

开封师院数学系办公楼前种了一片红萝卜，每个教师分1畦，也分给新来的1人1畦。

11月下旬，数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陈顺卿发现我的腿浮肿，我说不要紧。过了几天，越发严重了，就到校医院检查，结果是二级浮肿。除打针、吃药外，按国家规定，补助4小两粮票，1斤猪肉、2斤豆腐、半斤食油的票证。12月29日，赵鸿勋老师（系副主任，我跟他辅导《高等代数》）对我说：“昨天的教研室主任会上，都谈到你的身体和进修情况，你可要特别注意身体啊！”党总支副书记、系办公室主任徐振群也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我应该听取领导和老师们的嘱咐，保护好身体，以便更好地工作。

　　（作者系河南大学数学系退休教授，原任系主任）

兴宁528

清风：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我是1957年考入那所大学的，由于那一年是处于所谓的1956～1958年之间那个“马鞍型”的低谷，高校录取的新生也由1956年的十五万人降为十万零七千。一年之间大学录取的名额如此剧烈下降，难免导致中学毕业生的怨言，我的两个同学还因这事说了几句怪话，后来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个中学毕业生竟因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可知反右派斗争是何等残酷了。

那年八月底我带着兴奋、昂扬的心情去学校报到，心里充满着阳光，心里想学校也应该是充满阳光的吧。学校位于“天府之国”的首府成都市，学校旁边是一条流淌着清清河水的小河，岸边高大的法国梧桐遮天蔽日。听学长们讲，原来小河边有学校配备的几条小船，每天下午课后同学可去那里荡桨河上，更有不少同学或在河边拉小提琴，吹口琴，悠扬的琴声随清澈的流水远去；或坐在河边的石凳上看书、聊天，一副天之骄子悠然自得的大学生活。但我们到了学校后，原来期盼的阳光景象没有出现，河边再也没了琴声，虽然河边的游船尚在，但很少有学子划船的倩影了。整个学校的气氛颇有些凝重，大概是反右斗争的余波尚未完全消散，学生们好像已经没有了那份闲情逸致。就在上课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可能是学校反右中所划右派数量没有达到上级规定的比例，以致给我们讲授《普通化学》课的一位老教授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总之，本来十分向往的青春生活就这样在郁闷中开始了。

二

从1958年的春天开始，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控制加强了，每个年级、每个班都要进行所谓的“向党交心”的活动，把自己内心的想法、思想活动讲出来，比如，有哪些想法不符合党的要求；也要把自己的社会关系不加隐瞒的统统讲出来。实际也就是把自己的所有隐私都向党做出交待。

1958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于是，全国大张旗鼓地掀起了除“四害”运动。现在觉得搞这种运动非常可笑，可当时却是作为政治任务来要求的。我们这些在校大学生也被要求停课去完成除“四害”的任务。

记得第一次是在四月份，全校学生都下到农村去捉老鼠。走到农民家里，到处去翻箱倒柜，也把农民堆好的的柴草垛等扒开，弄得老鼠四处逃窜，可搞了整整一天却连一只老鼠也没有捉到。第二次是五月份了，学生们又被要求去捉麻雀，那就更荒唐了。同学们带着从学校食堂拿来的馒头，然后被派到农村，手里拿着一个小树枝，直愣愣地站在田野间，看到麻雀来了就挥舞手中的树枝，对着麻雀吼叫。那些可怜的麻雀无法停留，只能在空中惊恐地到处乱飞，最后实在飞不动了，就坠落到地上，我们就捡起来缴到学校去。这样一连搞了几天，反正我是一只麻雀也没有捉到。全国到处都是这样轰轰烈烈地在“除四害”，试问，古往今来有哪个朝代、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会搞出如此荒唐的事情来。我不是说大学生有多么高贵，不能从事这种极为简单的事，而是竟向全国人民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是亘古未有的！而搞了一段时间，据说专家考证麻雀是整个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主要以捕捉农作物害虫为食物，因而是益鸟，不应该被列入“四害”之中，于是又把麻雀换成了臭虫，继续除“四害”。就这样从1958年开展的除四害一直延续到如今，现在各地仍经常发布“除四害”的条例、规定等等，可见流毒之深。

三

从1958 年的夏天开始，各种极度荒唐的事在中国一再上演，当然都会波及到大学校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在1958年的夏天疯狂刮了起来。如果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是个虚妄的口号的话，那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人民公社经过毛泽东的鼓吹、操纵建立起来后，可真把中国农民、进而把全国人民害惨了，1959～1961三年的人祸致使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毛泽东搞的人民公社可谓“居功至伟”，后来得知我小时候居住过的安徽老家的那个村庄70％的人在那两年饿死了。

而我当时对“大跃进”的感触尤深，因为是亲身经历。1958年9月，我大学第二学年的生活的开始了。但我们到达学校时并没有开始上课，而做的第一件事竟是全系集中起来听党总支书记的动员报告，那内容是全校同学都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去大炼钢铁，为实现当年年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那上课就只好停止了。我所在的班级以及比我们高一年级的一个班要去川北的江油县去挖铁矿。对我们学生而言这是荒唐，而对整个国家而言则是更为荒唐。1958年8月中共中央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超英赶美”的“宏伟口号”，即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一个重要指标就是1958年的钢铁产量要在1956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即从1956年的 535万吨提升到1958年的1070万吨。这个1070成了当时响彻全国的口号。而当时已经过去了三个季度，到9月份时钢产量只有三百多万吨，那就意味着必须在最后的三个月将钢产量推上去。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一个不懂经济学的疯子才可能提出的要求，这就不仅是荒唐，而是不顾经济规律的疯狂了。

就这样，开学没多久，我们全班同学即开赴江油县，住到离马角坝车站不远的一个山顶上去了。全班30个人住在原来农民的房子里，全班男同学以通铺的形式挤在一个屋子里，地下铺上稻草秸秆，晚上只要一个人翻身必有几个同学被吵醒。而三位女同学稍微受到了优待，把几块木板搭起来作为她们的床铺。
说是去开采铁矿石，其实就是去采挖沿着山沟裸露出来的一层铁矿石，其厚度大约相当于两层烧饼。那层铁矿石像一片庞大的赭色壁板斜插进山体中，我们当然不知道它所含铁元素的份量，而用专业人员的话来说，根本毫无开采价值。只不过我们是无偿劳动，国家无须付出任何工钱，我们还要自己垫上每天的伙食费。每天男同学就是在那里将矿层旁边的沙石挖去，再把铁矿石板打断取出来，由于无须钻到矿井下，倒也自在。每天大部分同学都去挖矿石，还有几个男同学要下山买米、买菜，女同学则成了被逼上锅台的厨师。说是厨师，其实就是煮米饭，由于经常买不到菜，每顿饭就只有泡菜作陪，有时甚至泡菜也没有，只能干吃米饭。由于劳动强度大，且没有菜，所以，同学们的饭量惊人，当时粗略估计了一下，每人每天是三斤米的饭量，好在那是还没有定量，饭还是可言吃饱的。但劳动成果却令人汗颜，一天挖不了几块矿石。不过，当时的革命豪情虽不高涨，但小资情调依然，干累了，就在那里唱苏联歌曲，什么《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纺织姑娘》等等。有一次全班同学还一起拿着、扛着工具，站在山沟口拍摄照片。记得改革开放后，有一次我还将几张照片寄给一个杂志社作为“老照片”给刊登了出来。这是后话了。当然，也有搞笑的事，记得有一次几个同学爬上山上的板栗树去偷摘板栗，交给女同学煮来吃。

我们在山上挖矿，而看到山下到处冒出黑烟，听说那是乡政府、人民公社组织群众在炼钢。而农民田地里的晚稻、红苕（即北方所称的红薯）根本无人收割，很多就烂在地里。后来知道全国大都是这种情况，全国人民都在大炼钢铁，而整个秋粮收割季节就这样被荒废了，再加之人民公社实行了大食堂制，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吃，平时一餐能吃半斤饭，现在可吃一斤。如此以来，一方面吃得多，另一方面粮食又没能从地里收上来，那后果可想而知了，其后的全国大饥荒就是必然的了，饿死人是不可避免的了，所谓饿殍遍地、尸横遍野。1960年代的大饥荒被我党说成是天灾加上苏联撤回援助造成的，这完全是转移视线的鬼把戏，是为了逃脱罪责而编的无耻说辞而已。

我们两个班的同学在山上呆了两个多月，也不知挖的矿石送到哪里去了，是否能够炼出钢来。等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那种景象让我们吃惊，学校旁边那条小河原本清澈的河水变成了浑浊、带有刺鼻臭味的黑水，据说为了大炼钢铁而在上游建了几个焦化厂，乌黑的废水排入河道。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校园的变化，哪里还像什么大学，完全成了一个大工地，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不再上课了，整个学校都在为大炼钢铁而奔忙。学校的体育场上建造了几个“土高炉”。之所以叫做“土高炉”是因为它的样子实在太土，用砖头垒起一个类似农家煮饭的锅灶一样的东西，上面放一口大的铁锅，学生们就在那里轮番进行“炼钢”。其实，“炼钢”的说法根本不确切，用那些炼钢的同学的话说，那不是炼钢，而是“炒钢”！只见那些土高炉周围堆满了木材以及从各处捡来的铁器，比如，公共场所的铁质靠背椅、楼房通风口的铸铁件等等。把木材放入“土高炉”的炉膛里，燃起熊熊火焰，再把那些捡来的好好的铸铁件砸烂，而后放到“土高炉”的炒锅里去“炼钢”。这可能是人类发明炼钢以来最原始的炼钢方式了，但那“炼”出来的真的是钢吗？鬼才相信！但是，我相信我们学校所炼的“钢”以及全国各地学校、乡镇、城市街道居民所炼的“钢”肯定都进入了1957年全国钢产量的统计数据中。因此，党中央所要求的1957年钢产量翻番的宏伟目标肯定实现了。
那一个学期就这样在全国大炼钢铁的高潮中度过了，整个学期一节课也没有上。如果说前一个学期的抓老鼠、打麻雀还只是小闹的话，那这大炼钢铁可就是大闹了，闹得身心疲惫，学业荒废。

当然，那个年代的荒唐事太多了。就在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全国呼啦啦一下冒出成百个新的“大学”，而这些“大学”大都是农村人民公社办的，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另一个荒唐的是就是“放卫星”了，那一年全国各地都有亩产万斤的新闻报导出来，后来亩产的卫星飞得越来越高，竟然出现了亩产12 万斤的天量卫星。而在我就读大学的四川农村也放了很多“卫星”，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四川郫县农村的一幅照片，即将收割的稻田里，官员带领参观的人们看高产稻田，而几个小孩子竟然坐在田里即将收割的稻穗上。既然稻穗那么密，那亩产肯定会很高了，但当时很少有人问一句：稻田密不透风，稻子还能生长么？

那个年代就是那么荒唐！而且那些荒唐作为所造成的后遗症至今仍在产生着影响，官场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商界的坑蒙拐骗、丧失良心，学术界的不务正业、以假乱真，教育界的见钱眼开、误人子弟，演艺界的低级下作、逼良为娼，等等。其实，中国政坛上的诸多世事不是更荒唐吗？

（这里记述的是一位退休老教授亲历的事，他说那些已经是遥远的往事，回想起来让人觉得荒唐、可笑，惟希望这些荒唐事不再重演。他不愿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公开出版的文章中，于是就有了下面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的文字。）

兴宁528

我所听说的“三年自然灾害”

如是我闻





　　由于无事可做，依旧我写了一篇关于抗日战争的“如是我闻”。如今，我还是被困在客厅之内，无事可做，所以就接着写下去吧。这次我本打算还写抗日战争。我的爷爷参加过上海的对日作战，我从父辈那里听过关于此事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多少觉得抗战这个题目对我是个陷阱，我决定换一个题目，谈谈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所闻。也就是说，我换了一个陷阱。
　　问题在于：经过那段历史的人大多还在，而我本人又没有经过那个年代，单单依靠听闻写这个，是否有必要？我为什么要写呢？答案是：因为我愿意写。就这么简单。
　　
　　 我说过，世界永远比你想像的复杂。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问题上，同样如此。比方说，为什么要叫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太拗口，自然这个词钻进这个名字里，更加显得格外阴险。诡异的人类杜撰了诡异的自然。
　　
　　 我的父母当时是在河南上学，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所学校。河南，在那场灾荒里是重灾区，我的父母在河南上学，当然是很不幸。但是他们是在城市里的重点学校上学，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走运的。如果他们是在农村，情况将完全不一样。在那里，问题不仅仅是饥饿了，更重大的问题是死亡。
　　
　　 据我的父母回忆，58年并不是一个饥饿的年头。相反，那些日子的伙食非常之好。58年的食堂供应非常充足。当时搞大食堂，搞集体化，“大步迈向共产主义”。而事实上，据说他们已经迈进去了。当时下面县城里的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很轻蔑地说：“咱还社会主义咧咱，人家市里（就是我父母上学的城市）都共产主义啦。”斯大林提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这个教师更加激进，悍然提出“一个城市可以建成共产主义”，这当然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但是，学校食堂吃饭不要钱也不要菜票，的确已经初具共产主义的规模。
　　 事实上，在当时的好多食堂（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都是不要任何钱或者粮票之类的东西。在《老新闻》里，收录一篇新闻，专门讴歌吃饭不要钱，说：“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登时好一半；懒汉听说吃饭不要钱，争先恐后把活干”等等。（凭记忆援引的，可能文字有误） “吃饭不要钱”对于老百姓，简直是共产主义的真正天堂。
　　 天堂里面充满了浪费。我父母说当时很多好好的馒头给扔到泔水桶里。这些被扔掉的馒头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引起他们痛苦的回忆。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太在乎这个。粮食丰收啊！毛主席忧虑的是粮食太多怎么处理（人民日报登载了毛在徐水视察时的指示）：全造酒也不行哇！
　　
　　 我的父亲告诉过我一些当时的浮夸风气。乡长村长到上级汇报产量是总是提心吊胆，害怕首先发言。因为后面如果有人报的产量比他高太多，就很容易落个右倾。甚至等到后来灾荒已经开始了的时候，浮夸风气依旧存在。谁也不许说自己饿，除非你想为自己争取个右派什么的称号。上级来看的时候，村长还要让村子里的农户都在家门口撒点麦粒。撒麦粒是表明他家里粮食多，都溢到街上了。你敲他家都得小心些，背不住一开门，麦子喷薄而出，把你整个人都淹了。当然，到了后来，大家饿得见了树叶都激动的时候，也就不可能有人撒麦粒了。
　　 我父母回忆说真正的饥饿是从1959年开始的。馒头越来越小，菜越来越少，大家从半饱直至彻底的挨饿。他们记不起转变是怎么一步步发生的了，三年多挨饿的经历已经使他们差不多忘掉了初期那段渐渐转变的日子。
　　
　　 白面馒头当然彻底没有了，主流食品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东西。那是用相当稀的杂和面做的馒头。由于面实在太稀，很难让它黏合在一起，厨师就勉强用手往那团面上握握，使之长得稍微象个馒头。学生们称这种馒头叫“鳖捂馍”，就是说这种馒头是那些王八蛋用手捂出来的。汤则被称为“寡妇汤”，里面除了水以外就很难说还有什么了，实在象海瑞一样一清二白。
　　 做出了“鳖捂馍”和“寡妇汤”的炊事员遭到了普遍的痛恨。不是一般的恨，而是刻骨的恨。当时有一句词：一天吃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其实这些饿不死的家伙的状况虽然略好，但也只是饿不死而已。学生拿着“鳖捂馍”，端着“寡妇汤”，自然对炊事员们产生了无比的愤恨，觉得他们偷吃了自己的定额（这也是很可能的）。我妈妈亲眼见过高年纪学生们痛打一个炊事员，当时我妈妈还是一个不大的初中生，给那个惨烈场景吓的叫起来。我的外公是学校的副校长，但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带着我母亲离开了那个满地打滚的炊事员。
　　
　　 学生们开始对吃饭进行了充分研究。比方说，如果学校响应毛主席的“忙时吃干，闲时吃稀”（这时候已经不再提怎么用多出来的粮食造酒了），给大家做稀饭，学生就会注意打饭的技巧。当时打饭是这样：每个人轮流走过去，自己拿公用的勺子盛一勺。男生们脸皮比较厚，打饭的时候用一种很夸张的姿势。他们先把勺子伸进埚低，身子也半蹲，酝酿一下然后忽然身子猛一起，勺子一下子跟着提起来，随后用饭碗马上接住。这是希图多能带出一点来。女生还不大好意思用这种夸张的动作，但是提勺子起来之前也忘不了先运运气。
　　
　　 体育课给停掉了，让大家躺在宿舍里暖暖饿。我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所在学校（在杭州）当时还上体育课，不过体育课上改打太极拳。体育老师认为打打太极拳比较抗饿。这说明校方对学生还是很关切的。我父母学校的正校长是一个老党员，他对学生也很关切。他就曾在大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东西不能乱吃。能吃的，我们一定不能放过；不能吃的，坚决不要吃。（这话是不是原话，我不知道）他这么说，是因为有些学生吃了某种不大能消化的树叶子，得了病。
　　
　　 当时最常见的一种病，是浮肿。一个人饿狠了就容易浮肿。判断浮肿据说很容易，用手指甲在身上按一下，如果出现了一个小坑而且老长时间不下，就是得了浮肿。得了浮肿也有点小好处：学校就会发给你一些黄豆吃。我妈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要在腿按一按，盼着能有个坑，好去领黄豆。可是我妈妈虽然也饿，可她从家里能得点补充，一次也没浮肿。我爸爸没有什么补充，可是身体比较结实，也没有浮肿，所以他们都没得黄豆吃。
　　
　　 我妈妈饿得狠了就会跑到家里去，我外婆总能给她找到点吃的。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我外公是民主党派，可以得点额外补助，每个月甚至还能得点白面。其次，就要归功于我外公外婆的生产自救了。
　　 我外公在当副校长之外，还从事小规模畜牧业：他养了一只羊。他天天牵着那头羊在学校里走，还很勤勉地为羊找草吃。副校长和他的羊在学校里是校园一景。我外公很坦然地天天挤羊奶喝。
　　 我外婆从事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生产，那是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混合。首先，她动手在学校操场后面圈了一块地，拿篱笆围起来，在里面种了各种各样的菜。面积虽然不大，但她很努力地照顾菜地，收获颇丰。此外，学校有很多空房子，她动手霸占了一间，在里面养了大量的尖耳兔。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对我的外婆的举动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马上就群起而效之。很快，学校的空房子就充满了各种小动物，草场后面的空地也成了“三自一包”的自留地。菜地、羊和兔子使得我外公一家安度了那个灾荒，没有让孩子出现营养不良。这当然也说明那个学校还是相当宽容的，没有对羊和兔子发脾气。
　　 我爸爸的情况就很糟糕了。事实上，他的情况一直很糟糕。即便在灾荒结束了，我爸爸依旧吃不饱。我父亲说他从他上小学，到他上大学，中间基本上没怎么吃饱过。
　　
　　 当时学校里的情况有多糟呢？我问过我父母学校里有没有饿死的。我母亲说：直接饿死的没有。但是死于长期营养不良的是有的。有一个女生后来饿得绝经，然后慢慢就死掉了。不过她也只记得这一个死亡例子。
　　 女生的胃口虽然没有男生那么大，但饥饿的程度一样严重。有一次过节学校里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好多酒，（这当然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学校把它分给了学生，不论男女，每人一份（学校给中学生发酒，这件事现在看来真是很奇怪，但在当时，这充分说明学校还是不错的）。那些男学生腆着脸到女生那里讨酒，说：你们反正不喝酒，就给我们吧。女生们坚决不上当，说这都是粮食酿的，哪能给你们？结果她们把酒都给喝了。
　　
　　我问过我的父母，外界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有没有黑市？他们说那是有的。一个窝头一块钱。卖窝头的跟作贼的似的，把窝头揣在怀里，鬼鬼祟祟地问：大窝头要不要？你买了窝头就得赶快揣起来，千万别拿在手里把玩。这到不是怕人抓，而是怕人抢。要饿激的，一把给你抢过来，在上面吐吐沫，你打他也没用。这样的事情不仅在街头有，在高校里都有。我爸爸到南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灾荒当然已经结束了），听老生讲掌故，就听说一个教授在教室外头刚掏出一个馒头准备享用，就被外班的一个学生一把夺了去，然后在上头狂吐唾沫。这个学生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
　　
　　 饿，火烧火燎的饿。天天想吃的。看见吃的就激动。这就是那时的真实状态。
　　 我听到的这些其实都是很幼稚园级的，很温和的。学校里毕竟有国家供应。真正惨烈的事实发生在校园之外，尤其在农村。我父母也见过一些，听过一些。他们说那是人间地狱。我母亲曾经愤激地说：文革又怎么样？死了几个知识分子，死了几个干部，大家就叫，就写，就伤痕。可比起那几年饿死的农村人，那点血算得了什么？只是农村人死了也就死了，谁来管！
　　 一家一家的饿死。整个村庄的灭绝。人相食。什么惨剧都发生了。
　　 不同的资料提供了不同的数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死亡人数肯定上千万。河南和安徽是重灾区。我母亲说她走过县城里寂静的街道，寂静的让人恐惧。她知道，在各家禁闭的大门之后，有一具具的死尸。
　　信阳事件在当时轰动全国，但是我父母认为，在河南有很多象信阳那样的地方，只是没有得到暴光。他们也给我讲述了不少他们听到的故事。我本想引述，可这文章的篇幅已经拖得太长了。以后再说吧，悲惨故事在中国是不会缺乏的。
　　
　　 为什么会这么饿呢？粮食哪里去了呢？这个问题我和父母曾经讨论过多次。
　　我母亲的看法比较直接：这都赖大炼钢铁。让大家伙都去炼钢，庄稼都烂在地里没人收。还有就是虚报产量，你说你一亩10000斤，国家收你500斤不多吧？可你实际就500斤。粮食都跑到国家仓库里了。这个解释我不能完全接受。这些可能是原因，但很难说是全部原因。比如：后来国家已经承认发生饥荒（即他们说的自然灾害），应该不会太过分的收购。至于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也很设想这是普遍状态。
　　 我比较认同我父亲的观点：这是一个综合原因导致的灾难。包括上面我母亲列举的原因，也有其他的深层原因。比如：集体化以后，大牲口明显减少，有些地方甚至绝迹，这直接导致粪肥不足，而在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化肥。这样，地力出现了枯竭，粮食减产；还有灾难的循环响应，比如，古今中外，发生灾荒，很难一年就结束，因为灾荒导致种子准备不足，以及地力的进一步下降等等。
　　至于自然原因，我父母都完全否认。他们认为至少在当地，完全没有听说有什么自然灾害。当然，其他地方不好说。但是，后来我翻看过一些书籍，也没有发现自然灾害的证据。如果有知道的同志，欢迎补充。
　　这些原因只是我们的猜测。
　　
　　 但是，也还有另一种对此的解释：苏联逼债。苏联要了些什么来还债呢？我听说的还债物资里，比较大宗的是猪尾巴和苹果。但是各地好像有不同的版本。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老师讲过一个关于毛主席的故事，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苏联人逼债，还债物资里面一个大宗就是苹果。这帮苏联人坏，给他们的苹果他们不是统统要，而是挑着要。他们做了一个圈，把苹果挨个往圈里放，漏下去的他们不要，专要漏不下去的大个苹果。剩下的这些小苹果怎么办呢？大家请示毛主席。毛主席高瞻远瞩地指示：丢到海里去。结果就丢到海里去了。老师说：毛主席是多么的有气节啊！
　　 我回家给父母讲了这件事。我爸爸鼻子里哼哼了两声，不过倒没说什么大不敬的话。估计是怕我年纪小，到处胡说。
　　
　　 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开始用成人的眼光的看待这件事。如果毛真在大批大批的国民饿死的时候，下令将苹果扔进海里。就凭这一件事，他就该万劫不复！但是我想这个事件完全是编造的。大家编造这个故事的原因，可能是要给那悲惨年月涂上英雄主义的色彩。
　　
　　 毛主席在灾荒期间还做过一件惊天地而泣鬼神的事情。考虑到民间的灾荒惨状，他毅然决定三个月（还是几个月来着？）不吃鸡蛋！我也和父亲谈论过这件事。这次，我父亲不知怎的很来气，说：把国家搞成那个样子，他有什么资格吃鸡蛋？！
　　
　　 说起主席，我又想起了我父母给我讲的另一件事（谁让主席的事迹这么多）。在文革中，大家突然接到了一个喜讯：根据医学专家最新研究成果，毛主席可以活126岁半。这个数字精确到了半岁！当年一个大主教推断出上帝创造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某天的下午。医学专家的精密程度和大主教比起来也不遑多让。只是毛主席本人不够努力，没有活到给他指定的岁数。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心里喊道：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有什么资格活126岁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