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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疯人院
只是想回家
“对不起，想家了，想回去看看，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在重新回到广西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后，带头逃亡的精神病人黄自超没有忘记向被他挟持的护工曾超忠表达歉意。
羊城晚报记者 罗坪 陈强
7月5日晚上7时许，曾超忠进入男病区巡查送药时，黄自超率众将他控制住，抢走了他的手机和病区的钥匙，并从他随身的1000元中抽走了100元。随后，黄自超打开了三道铁门，42名精神病人集体出走，现实版“飞越疯人院”上演。600多名干警及患者家属，设卡全城查找，短短12个小时，出逃者被全部找回。
挟持、“越狱”、打车、借钱、还钱、道歉……精神病人清晰的思维不逊常人，这也引发了民间关于逃脱者“被精神病”的诸多猜想。
逃脱者是否有精神病目前难以求证，但这似乎已经不再重要。
黄自超和一些病人入院后再也未见到过家人，甚至他们的孩子也对父亲没有了印象。医院也说，即便病人的病情稳定了，他们家人不来接，他们也或将永远不可能离开这里。
A 挟持
护工曾超忠走进相熟的病人房间，督促他们吃药，没想到，病人们将他抱住，抢走了他的钥匙、手机和钱，打开了三道铁门，42名病人集体出逃，600多名干警及患者家属设卡全城查。
7月5日19时，广西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夜色渐浓。医院室内外的气温，超过了30℃，大多数医生已下班，副院长胡超云也回到了家中，除了燥热的天气让人烦闷，其他一切如常。
在没有空调的精神科，每当夜幕降临，便轮到护工通过3道铁门，给精神病人发药了。
19时40分左右，精神科男病区护工曾超忠，开始了他值夜班的正常流程：检查患者是否吃药，并督促病人睡觉。
皮肤黝黑的曾超忠是该院精神科13个护理员之一，入院工作了7年，他和病人打交道的时间，比科室的一些医生还长。在医院，曾超忠做的是最基础也是最前线的工作。他负责巡视病人们的状况，看他们是不是安静睡觉、是否按时服药。寒来暑往，他与一些病人相熟，甚至将自己的电话给要好的病人，让他们联系家人。
每逢值夜班，曾超忠几乎睡不了觉，他每个小时都要把望，“他们有时睡不着觉，还会跟我说他们心里很烦闷。病房很窄，条件又差。”
事发当晚的暴力脱管事件中，曾超忠被与其相熟的病人控制住，眼睁睁看着他们逃出病房。
在一个病房内，1名精神病人突然从背后死死将曾超忠抱住，另外两名病人开始翻抢他身上的物品，“我当时身上有1000元，他们翻出来后，只拿走了100元，但把病区的钥匙和手机拿走了。”曾超忠还记得，领头的那个人，正是黄自超，被找回后他跟自己道歉，说“想家了，想回去看看”。
3道铁门，医务办公区、亲属探望区、男病区依次往里，每区间隔约6米，总长约20米。曾超忠回忆，当带头者（黄自超）打开铁门后，其他病人迅速跟随在他后面，陆陆续续从医院里逃出。有人反应快，也有人反应迟钝。事后统计，一共有42人集体出逃，各自分散在医院附近，并逐步走散。
平日相对平静，而当晚事发突然无任何征兆，由此外界猜测系事前预谋行为。然而，在曾超忠自己看来，42人集体脱逃，那更像是一场临时起意。
“他们吃了药会很清醒，有意识，所以知道配合。像跑到梧州市里的那几个，和正常人一样，可以一路搭车过去。”
曾超忠苦笑，称做护工这个工作有时也会害怕。因为他们毕竟是精神病人，犯起病时根本就不认得自己。
5日晚8时许，藤县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胡超云，在家接到值班护士电话，称精神病患者集体出逃。“听到后我马上赶往医院，并向上级报告情况。”胡超云回忆，在赶往医院的途中，他在马路上就碰到了五六名跑出来的病人。随后，藤县成立事件处置领导小组，抽调车辆组织600多名干警及患者家属，设卡全城查找。6日晨7时许，42名出逃者被全部找回，并继续留置在该院治疗。
黄自超，太平镇人，第一个成功逃出医院；陈日姓，和平镇人，率5人搭车逃得最远；刘用基，象棋镇人，凌晨3时在城区金晖车站被找回；李亚韧，金鸡镇人，送回医院后仍嬉笑无常；苏华坚，岭景镇人，出逃时刚过21岁生日不几天……他们，是羊城晚报记者搜集的广西“飞越疯人院”42人不完全名单。
B 逃亡
42名出逃者“兵”分三路回家，多数人都用想家来解释出逃的原因，但是病人黄自超的父亲却说“永远不会去看他”，病人陈日姓的弟弟也对他的私自出逃进行了斥责，并抱怨要替哥哥偿还借的300元钱。
首位脱逃者：父弃子不识，广场看跳舞
往西，首位脱逃者黄自超，及其他大多数人，逃至藤县城区、河东广场及车站；往东，由陈日姓率5人，搭车至56公里外的梧州市；剩下一路逃回家里被找回，“我已经跟中央请示过，他们同意了，我可以不回医院。”藤县一警员透露，当塘步镇一位逃回家的患者被找到想带他回去时，其拒绝之语让人啼笑皆非。
首位逃脱者黄自超，家住藤县太平镇善庆村。当晚抢夺钥匙逃脱医院后，他在三重铁门外仅享受到了4小时自由，往西向着家的方向，走完了1/10的路程。出逃后，他在藤县一广场看市民跳舞，很快被警方找回。这位在精神科“资历”最老的人，2008年因为杀妻案，被家人及公安机关强制送往藤县第三人民医院。羊城晚报记者赶往其家中探访，发现提及当年其无故杀妻，周围邻里无人不知。但其父不相认，家有儿女不相识。
在一片颠簸的深山老林土路尽头，记者终在一座小山坡上，见到怀抱孙女的黄自超父亲。“不想他回来，那种家伙（杀妻），我是永远不会去看他的。”体态瘦弱的黄父，佝偻着背，见记者来到其老家，扭头缓声说道。黄父目前有两个儿子在广东打工，家里要养活9个孩子。身后不远处，红砖头搭建的破陋养猪房，完全遮住了青砖平房，那是全家十多口人多年的住处。
黄父记得，儿子因经常喝酒，2007年底病情恶化。他晚上睡眠差，还常在房间里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有时会说“有人害我、感到害怕”。因经济条件有限，家人未予重视，黄的症状反复发作。
直到2008年4月，黄自超提起菜刀，把正在院子外面晾衣服的妻子，砍倒在了血泊中。当家人发现的时候，黄手中的刀还在向自己的头、脸上挥着。
5年不间断的治疗时间过去，藤县人民医院精神科对黄自超出具了新的诊断证明：未见明显乱语，行为紊乱的症状已基本消失，他能够协助他人干力所能及的工作，与病友相处融洽。在和家属联系沟通后，医院出具“领回去继续服药治疗”的建议，但黄自超的家人没有一个希望他回去。
“因为他（杀妻），我变成这个村最穷的。”黄父说，他永远不会去领他回家。
打着赤脚，斜靠在墙边的8岁的黄力（化名），是黄自超最小的一个儿子。其发育不良，面有饥容，提及父亲他一脸茫然，目光呆滞。父亲杀死母亲那年，他不过才3岁，对于过往祖父的伤心往事，没有一丝记忆。因为家里穷且不愿去看望父亲，他也不知道，父亲究竟长什么模样。
副院长胡超云记得，黄自超自送进医院后，家人从未看望过他。曾超忠还记得，这位常从自己手中借手机打电话给家人的病人，在头脑最为清醒的时候，会跟自己吐露心声：他很后悔杀掉了自己老婆。在重回医院后向曾超忠表达歉意后，黄自超还曾遗憾地说“很想回家看看，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
率众出逃者：借钱付车费，遭遇弟斥责
陈日姓，逃离精神病院后，率众搭车跑得最远。其在藤县和平镇的旧青砖屋老家，掩映在一片茂密的竹林里，家门前堆满了松枝。在家排行老二的他，10年前正是从这里走出乡村，不想在城市发了疯。据了解，大约在2010年，陈日姓和哥哥、弟弟在梧州一间印刷厂一起打工时，或受人恐吓开始发病。
堂哥陈日结回忆，陈日姓患有幻想症，发病时一会称他有几亿元，一会称有人会害他。2012年5月13日，接受治疗初现康复的陈日姓出院后，再次犯病，母亲吴柏兰记得他一次跑到镇上打砸了一家商铺，家里赔了对方400多元。吴柏兰称，儿子属于间歇性精神病，吃药时精神很正常，但其拒绝长期服药，为此给家里造成不少麻烦。
在被送往医院前，陈日姓已有3次被送往医院治疗，但均没痊愈。去年5月经家人商量，在当地镇武装部的配合下，迫于无奈的吴柏兰，亲手第4次强制把儿子送进了医院。她翻出陈日姓的一张家庭合照，那时儿子上衣是运动服，下身着牛仔裤，看上去精神振作。吴柏兰很难接受，儿子走到如今的地步。
7月6日晨，最早发现陈日姓的是其弟陈日职，他向羊城晚报记者讲述了陈日姓率众逃离的详细经过。“那天早上我发现他时，他说当时看见门一打开，没人管就跑出来了。”之后在医院门口对面马路上，陈日姓拉上5名平时要好的病友，搭车径直到了梧州。6日零时许，陈日姓带着一伙病友，到了其表哥叶进增（化名）家门口，按响门铃借钱付的士费。
因当晚其表哥不在家，长按门铃也没有反应，其后陈日姓又带着病友，大约在凌晨1时许，到了梧州学院。他叩开了一名曾教他英文的外教老师家房门，开口借钱。陈日职透露，那位教过他哥哥英文的外教老师，曾去过自己老家，当晚借给哥哥200元，付了的士费。之后6人一同出了梧州学院，这时另外3名病友，提出自己有亲戚在梧州，6人分成2队各自解散。
6日凌晨3时许，陈日姓带着2名病友，又径直到了一位朋友家楼下，登门借钱。得知其突然从精神病医院出来，该朋友立即拨通了其大哥陈日大的电话。“我当时接到电话，一肚子火，我当时就告诉那朋友，不要借也不要开门。那种人，不要理他。”被拒绝后，陈日姓接着辗转到又一位朋友处，在其楼下一直等到凌晨6点，待天蒙蒙亮，才按响了借钱的门铃。
这次，陈日姓从朋友处成功借到了100元后，便拿着钱和2名病友离开了。
当陈日职早晨7时许找到哥哥时，3人正在通往梧州太阳广场的一汤粉店吃早餐。
陈日职回忆，当他见到哥哥时，因气愤把哥哥训了一顿，责怪其私自跑出。在被警方带回藤县时，陈日职称哥哥前后两次向他强调，自己找外教和朋友借了两笔钱，共300元。“其实，他是暗示我要替他还债。但医院是怎么管理的，这300元外债，能不能医院负责还，可以报销吗？”陈日职如是抱怨。
陈日姓的母亲吴柏兰，在家里带着两个成天啼哭的孙子，兼照顾年迈的母亲。
她坦陈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去看望儿子，只希望他能尽快好起来。若能完全好转，她希望陈日姓能回家帮补一下家里，因正缺人手。而其哥哥陈日大则并不乐观，其称已疯掉的弟弟向来怕自己，自己已多次送弟弟进精神病医院，他要是再闹事如出逃之事，依旧懒得管他。
C 异常
在病区内部，病人按照各自的生活习惯，处理日常生活。刷牙的刷牙，洗脸的洗脸，秩序井然，各行其是。从外貌判断，他们与常人无异。
藤县及院方从未想到，自己会陷入舆论的风暴眼。从事发的7月5日至12日，数十家媒体先后来到医院，医院副院长胡超云，从最初的侃侃而谈，到最后谨言慎行，对精神病人的脱逃详情，与官方保持一致，始终三缄其口。羊城晚报记者多次与院方沟通，试图正面接触逃离的病人，但均遭拒绝。
因无法直接进入病区，记者则从精神科住院部3楼楼顶，看到了医院的整体内况：整个科室呈L形，径直往里通过精神科医务办公区、亲属探望区，则是男病区；往右拐，为女病区。记者探访当日，男病区的精神病人们，用完午餐正准备午休。一名年轻的病人发现了在楼顶的记者，用“傻笑”的方式大声地打招呼，而其他病人则抬头看了看，低头仍做手中的事。
记者看到，病区空间十分狭小，院方并未分类隔离治疗，而是选择了混居的住院方式。男病区呈一个四合院，主体楼系“2004年卫生院国债项目楼”，每一间病房，床位与床位之间紧挨着。在病区内部，病人按照各自的生活习惯，处理日常生活。刷牙的刷牙，洗脸的洗脸，秩序井然，各行其是。从外貌判断，他们与常人无异。
7月11日晚7时，当记者在医院再一次找到副院长胡超云，试图了解进一步的详情时，藤县副县长胡敏，则将羊城晚报记者拉进了其车内。她称，胡超云第一次面对镜头谈“这么大的事”，所以语气有点紧张，难免口误说成是“公安系统送人进来”，最终引发了人们的“大猜想”。
“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就引发全国关注，我们做了那么多工作没人关心，我们很冤。”11日晚，这名分管农业和卫生的副县长，向羊城晚报记者诉苦说，事发当晚，很多人都彻夜未眠。譬如事发后，藤县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了事件处理领导小组，全城寻查。“在宣传上，我们要反思。”胡敏称。
D 自由
医院说，多数病人是间歇性的，有复发性，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家人领回去，全心陪护完成后期治疗，直至完全康复，但如果家人坚持不来接，他们也不敢轻易放病人出去。
胡超云还记得，当全部找回逃离的精神病人后，他回到医院精神科男病区，一名患者提醒他：院长，你上电视了。胡超云听后，有些哭笑不得，“他们接受常规的治疗后，思维多数时候与常人没区别。”
那医院凭什么条件可收治病人，又什么时候可准许康复出院？
对此胡超云表示，公安机关携区级医疗机构的鉴定带人来此，要看精神科的最终诊断，方可入院。意即该院的精神科，掌握着患病与否的最终“核定权”。那患者又如何出院，有无统一标准？胡超云坦陈，当精神科认为该病人痊愈后，则可以单方面开出健康的诊断结果，无需经过自治区级医疗机构的再次鉴定。
“但如果家人坚持不来接，我们也不敢轻易放他们出去。黄自超，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胡超云苦叹遭遇这种情形，没有家人的配合，将基本康复的病人长期收治在医院，虽不人道但目前没想出可行的解决途径。“很多病人是间歇性的，有复发性，最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家人领回去，全心陪护完成后期治疗，直至完全康复。”
据介绍，藤县第三人民医院院址，之前是传染病科，所能容纳的标准是260人。但是随着2010年前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当地实施后，被送来的精神病人逐渐增多，接纳病患数量达到300人，院方只好通过在病房加床解决。300名病人的精神科，有医生10人、护士15人、护工13人。事发之后院方明显感到人手不足，计划再招进12名护工加保安。
据藤县卫生局局长刘羡杰称，藤县第三人民医院是一个综合性医院，该院最强的其实是脑科，兼收治精神病患者。发生脱逃事件后，接下来院方会将病人分流到广西梧州、蒙山、岑溪等地的精神病医院。但据其了解岑溪市、蒙山县的精神病院，也都已超员收治。至于送往梧州市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又有另外的困扰：按照“新农合”的标准，市级医院给农民病患的报销比例，要远低于县级医院的90%，家属不愿意将病员送往那里。
7月12日，记者离开藤县当天，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的门口，多了4台空调两台空调外机、两台柜式空调，安装师傅正在往里搬运。而同时，藤县副县长胡敏，正协同卫生局局长刘羡杰，在医院三楼的会议室里磋商医院改造方案。集体逃脱的42名病人，以及未逃脱的，住院条件或将有一些新的改善。
只是，医院精神科“资历”最深的黄自超，如今依然没有人将他领回去。他重获自由在何年，无人知道。
律师看法：精神病人权益保障家庭政府不应缺位
今年5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精神卫生法。该法的亮点之一，即是规定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这项原则，被外界解读为对被精神病的有效防范，赋予了终结被精神病的功能。
据悉，目前美国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形成了一套严格的法律法规，并有相应的监管机构。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必须向审查委员会递交治疗机构资料，诊断证明，病人意见书（无论同意或者拒绝），监护人、家属意见书，经过审查委员会批准，才能对病人进行强制性治疗。
而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必须包括精神专科医师、心理医师、护理师、社会工作者、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法律专家等。通过不断立法调整相关政策，美国减少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可能，还促成了精神病患的权益保障的不断提高。从收治程序上严格把关，我国刚刚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被指是一大进步。
针对藤县首先出逃的精神病患者黄自超的实际状况，北京瑞凯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继华表示：从人性的角度考虑，一旦是成年人，且符合出院的条件，哪怕其家属不去接纳他，医院也应该准许其出院。“长期将一个本可能康复的人，关在医院与其他病人住在一起，不出精神病才怪！”
但从另一方面看，陈继华也认为，在诸如藤县这样偏僻的地方，尤其是落后的农村，医院的顾虑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你放他出去，家庭不接纳，社会不认可，就业又难，定会产生后续的社会问题。”面对这种两难境地，陈继华认为出路就在于：家庭与政府，都不能缺位。
他还认为，对家庭而言，要有明确的监护人，必须监管到位。对于一个初愈出院的精神病患者，面临后期的康复，家庭应该尽到责任。而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政府可尝试修建康复院，若经济条件不行，还可尝试采取社区康复的模式，让符合出院的病人，回归小型社会。”
陈继华坦陈，目前北京海淀区精神病防治院，探索了一种新的康复模式：
让出院的患者组成一个模拟家庭，病人可以积极地进入自己的角色，有种被接纳感，他们会很快地康复。“我正准备去观摩下这种方法，但要在偏远的农村做起来，这确实是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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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r|兴宁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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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7/15 0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