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秦始皇 如果稍有历史常识和不带偏见,不难评价秦始皇—— 1、他推行法家,武力功伐,的确合当时潮流,当然应该肯定其统一中国的贡献。法家之术只适合于战时乱世。它始终是敌民、仇民、愚民、弱民的货色,它比儒家文化反动得多:儒家还有对人民“仁”的一面。 2、还有为了巩固统治的互相残杀。 所以,应该表现秦始皇统一中国合理一面,同时表现其对人民残酷行径,——要不怎么他死后十几年后就被农民起义推翻?孟姜女哭长城怎么2000多年后的今天还被老百姓传颂? 我倒怀疑,《大秦赋》不是无知的年轻人,就是别有用心者炮制的劣品。 附—— “秦家店 ”是什么货色? 张长兴 从读小学起,便知被人们千古赞颂的商鞅变法。为什么赞颂它?是因其富国强兵,奠定了秦统一中国基础。 然而,我们细究商鞅理论时,便让人心惊肉跳,才发觉中国二千多年来是生活在“秦家店”桎梏之下,非只在“孔家店”阴影下。不过是孔孟之儒家名声好听些,统治者乐于拿来做掩羞布,行“秦家店”之实也。 我们清楚,孔孟反对非正义战争,以仁、义为本,商鞅之法家则赤裸裸鼓吹战争,杀人越多越好。秦将白起带兵25年间,共斩敌89万,单长平役便杀降卒40余万! 孔孟还有“民本主义”立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公然要“弱民”、“胜民”、“制民”,还认为“不弱民,不愚民,无以胜强敌,无以制民”。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长期被人批;而“秦家店”如此穷凶极恶与民为敌,却从不见人共讨之,奇哉怪也! 我们熟知的孔孟重农轻商思想,与商鞅的重农有本质不同。孔孟的重农不过是让人民过自供自足的快乐日子,而商鞅则公然叫嚣,通过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可让“农朴”、“农静”、“农慎”,呆头呆脑地在最低生存线上做“驯服工具”。为此,商鞅还规定行政干预老百姓“人权”——“使民无得擅徙”(不准迁户口),“废逆旅”(禁开旅店),只准死守那点官家土地,以要农则农,要战则战。 我们再来看“秦家店”的思想文化的“全面专政”。他认为,读书人“轻其君”,隐士则“非其上”,手工业容易迁徙,商人清闲,“议其上”,导致“君不尊”。因此,上述五种人为“五蠹”,即五大蛀虫! “贤”、“智”、“儒”,这本是超国界越民族的选择,是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然而,商鞅竟也大批起来了。他说:“世之所谓贤者,善正也。所以为善正者,党也。”(意即贤者会结党成集团,形成力量,不利于皇帝分而治之。)“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意即智慧会招致荒淫。)他还提12种东西不能让其生存: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非兵;羞战,仁、义,认为其妨碍耕战…… 商鞅攻击百家争鸣,认为“实无用”,且扰乱思想。他反对任用善者为官,认为善者不肯揭发别人过错与罪恶以自利;认为应任奸者为官,才能“民亲其制”——唯官命是从,卖友卖亲卖人,甘当打手与走狗!只要“遗贤去智”,才是治国之本。 以前我们总肤浅认定法家是以法治国,法高于一切。其实,大错特错,其“法”是强化国君控制,使人民出力出血,是赤裸裸的铁血弱民政策。怪不得二千多年来统治者乐用“法术”,是因为对巩固其统治起立竿见影效果。比如,清朝惯用之文字狱,株连三族、九族,在孔孟那里是找不到源头的,而在法家那里则顺理成章了。再如,二千多年来极权者惯用酷刑,连死者都有“凌迟”等许多极端痛苦的死法,均可在商鞅述著中找到源头。我们惯用中华民族是“礼义之邦”一说,然而,二千多年来的争斗、屠杀为什么又如此惨烈呢?!到了十年浩劫,则是大烧、大打、大杀、大斗、大游街,“横扫一切”!这与法家之余毒,亦即与“秦家店”之恶臭亦有大关系。比如,秦时的保甲制度,延伸到国民党时代;大陆解放后,基层不要说公社、大队大批权势不得了的官员,即使是生产小队的队长、记分员、保管员等,说“专政”你便“专政”你,说扣你工分便扣你工分,说不给口粮便不给你粮,让你饿死……这,到底是儒家流毒,还是法家孽债?! 如果中国真的是儒家统治,还是百姓之福!可惜,大部分岁月是“秦家店”专了我们的政。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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